▲ 行书刘敞《微雨登城》

　　一位成功的艺术大师需要具备超强、旺盛的创作能力，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像2001年韩天衡先生被授命为出席上海APEC会议的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篆刻姓名印章，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作为国礼赠送各国(地区)领导人，已很好证明了他在当今印坛的创作实力与地位。而近来由《书谱》杂志社汇总海内外571家专业单位、团体实名制署名问卷，将韩天衡先生评为“最受尊敬的篆刻家”、“35年来最杰出的篆刻家”（书法为启功先生），相信这一评选结果不仅着眼于作者的艺术创作实力，相关的理论研究深度与广度也成为重要的参考数据。而像韩天衡先生编撰的《中国印学年表》、《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篆刻大辞典》、《明代流派印章初考》、《九百年印谱史考略》等著作和论文能适逢其时地整理与出版，不仅填补了当今印坛印学资料汇集与理论研究的空白，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韩天衡先生不仅时刻努力提高自身的创作与理论的修养，还特别注重对艺术接班人的培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始，其通过面授与函授等形式，亟力传播、弘扬优秀的篆刻艺术。经过长期的口授心传，悉心教导，义务传艺，入室弟子至今已发展到二百余位，遍及大江南北及东瀛各地，其中不少已蜚声南北，这些都与韩天衡先生的精心培养密切相关，也充分体现出他对篆刻艺术传承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人敬佩。

　　▲ 草篆白居易《遗爱寺》

　　在艺术上，无论是篆刻、书法，还是绘画，韩天衡先生始终将一种阳刚之美贯穿其中。他的书法，篆、隶、楷、行、草诸体皆擅，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雄浑大气、恣肆飘逸的气格，独具自家面貌。从他的作品来看，来源于传统，得益于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十分清醒地以自己的审美趋向为切入点，在历代先贤碑帖中取己所好，认真刻苦地临习琢磨，在借鉴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为我所用。他认为，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古与今、新与旧、中与外、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其本质就是推新出新，即推往昔大师之新，而出今日及未来之新。

　　韩先生早年曾研习唐楷，深得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虞世南之神韵，又追溯魏晋、秦汉、商周，通过对各种书体的理法研究，在实践中体悟和把握古人对笔墨的感知，使之烂熟于胸，打下了厚实的笔墨功夫。在实际运用中，韩先生敢于打破习惯思维，改辙重塑，融会贯通，互为幻化，使之妙趣横生，别开生面，屹立于书林。

　　韩先生能作蝇头小字，又善作擘窠大字，用笔厚重灵活，笔力庄严雄强，结构茂密宽博，呈现出一种雍容堂皇、磅礴澎湃的气派。尤其是他那充满激越节奏和震撼力的线条，富有弹性和质感，浑厚圆润，刚柔相济，从而更增添了作品宏大的气势和昂扬的美感。

　　韩先生的行草书具有凝练浑厚，纵横跌宕的风致。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笔墨间流露着篆籀高古的气息。从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笔墨线条的感悟、把握和自由调遣的能力，线条的粗细、长短、大小、轻重、疏密、方圆、提按等诸多矛盾和谐辨证统一于毫端。

　　▲ 草篆毛泽东《十六字令》 131x65cm

　　作为一个篆刻家，韩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都写得一手戛戛独造、极具审美价值的篆书，这对于篆刻面目的形成自有事半功倍的因果关系。由此韩先生在对篆刻风格探索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篆书作风的摸索。他从《泰山刻石》、李阳冰的《城隍庙记》入手，沉潜其间，窥得其奥，又一改其正襟危坐、循规蹈矩的斯文状，继而深入汉代砖瓦、封泥、碑额、镜铭等民间篆字中汲取营养，觅得创作灵感。经过千锤百炼的努力，逐渐形成一方面古意盎然，一方面又是新趣叠出的“韩氏草篆”。这种线条圆润畅达，富有运动感和音律感的篆字，其雄逸奇崛、气象自由、神态潇洒的书写风格，承接了远古的文化正脉，其深邃的内涵，通过现代新思想的精辟诠释，古老的篆书又激发出新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也让人们充分感受到，韩天衡先生“传统万岁，创新是万岁加一岁”辩证哲学思想灵活运用于艺术创作的睿智。正是由于韩先生在篆书上的勇于创新，才使得其篆刻常变常新有保证的基础。韩先生也是一位“印从书出、书从印出”的成功实践者。

　　篆刻、书法、绘画从本质上而言，都是线条艺术，这是一根充满哲学意味的线条，它包涵了一个人的才华、修养、胸襟、品格等综合素质，是充满情感的，也就烙上了个性，这是历代艺术家们为之终生不懈追求和探索的目标，韩天衡先生亦如此。精通篆刻和书法的他，自觉地将此融会于绘画之中。他认为，各种艺术门类好似一个“马蜂窝”，中间隔着一薄壁，只要机敏地打通这一层层薄壁，便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这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和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