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30日）的热点无疑是“罗一笑”，但很多人却笑不出来，转发者、捐款者、罗一笑、罗一笑的父亲罗尔，包括我们。

　　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这两天，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占领很多人的朋友圈：转发就可以给患白血病的罗一笑捐一元。海量的转发，带来数十万人打赏，高达200万元的捐款。但很快消息反转：罗一笑的父亲、文章作者罗尔在深圳东莞拥有三套房产，根据“深圳发布”的最新信息，罗一笑三次住院自付总计只有36193.3元，三次平均自付费用占总治疗费用的17.72%。“一次彻头彻尾的营销”，有人恨恨道。

　　一腔热血变一地鸡毛，罗尔出面道歉，一些之前善意转帖的朋友则将帖子默默删除。其实这已不是爱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个中产家庭有房有车，患儿获600万捐款但后续善款没有妥善处理，其父遭网友联名报案诈捐。如今，类似的考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空间，如何表达爱心？又如何防止爱心变伤心？求助与骗捐的界限在哪里？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对“公共生活”与“法治生活”的双重检验。

　　需要肯定的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公共精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家的事”，今天，新媒体的低成本让很多普通人迈开脚步，去践行公共精神，去兑现“一元钱也是爱”。

　　然而，一方面，“注意力经济”致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总在看不见的地方”，沉默者仍然“沉没”，而花样翻新的求助方式却滚出巨大的雪球，甚至超出了当事者的控制和意料。另一方面，新媒体极大地降低了一呼百应的成本，放大了众人拾柴的能量，却也带来更大的信息壁障，让人真伪难辨。

　　如果因为一个人一次不当的营销，而让全社会在“爱心”议题上撕裂，让“含泪转发”者感觉道义受挫，让“幸好没转”者对他人“智商碾压”，让热乎起来的社会心态乍暖还寒，既让捐赠者委屈，也让所有人可惜。无论如何，真实社会中有很多“罗一笑”，值得社会去关爱与救助，不应该让营销者反复攫取社会的注意力资源，而将真正需要施以援手的人挤出公众视野。

　　要更好地呵护公共精神，就需要完善“法治生活”。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行。然而，现实总是在超前处、交叉处给出考题。恰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某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罗尔通过个人公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个人求助和个人募捐，究竟应该如何清晰界定？公募主体的界定、公募行为的规范，如何究竟应该如何对接信息社会？

　　罗尔求助的故事当然还没结束。对于很多献了爱心的人而言，他们更在关心爱心的保障机制：既然新闻能很快反转，爱心不能撤回吗？多余的钱怎么办？1分钱也是爱，赠与1元也是赠与。打赏者能否根据合同法中“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行使撤销权撤销打赏？微信平台能否根据《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用协议》认定罗尔“隐瞒真相以误导、欺骗他人”冻结账户？显然，新媒体时代的爱心，需要接力，更需要细致的规则和机制保障。

　　而问题出现之处，也正是改进可及之处。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判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建章立制、调整改善。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的“狼来了”中被消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