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佳雁把父亲告上了法庭，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回来陪过自己。

　　很难说这个小女孩儿的愿望是简单还是复杂。走上法庭的时候她7岁，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里留守了整整7年。她出生的第15天，父亲赵兵伟离开了，丢下句“要去找活”，从此再无音讯。诉诸法律几乎是她走出困境的最后一条路。

　　199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明确提出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该“将儿童的最大利益视为主要关心的事”，儿童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成为早就立下的文明标尺。但现在，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与父母团聚还是一种奢望。

　　在卢佳雁长大的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黑石头镇，像她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41名。在毕节，这个数字是26万。在全国，妇联曾经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测算，有6100多万名儿童在缺少父亲或者母亲的环境中成长，根据最新的留守儿童摸底情况，902万名16周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双方皆外出务工。

　　这些孩子以各种方式盼望着父母回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关爱留守儿童晚会上，来自江西的留守儿童在舞台上呼唤远方打工的父母。重庆渝北区教委曾组织全区的500名留守儿童代表给爸妈写信，希望他们不要加班，回家过年。湖北十堰市的一个9岁小男孩把呼唤登在了报纸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想你们！”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底由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在全国联合开展。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首先要着力解决监护缺失问题。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要依法予以训诫。

　　而在此之前，卢佳雁和家人就决定把她的父亲赵兵伟告上法庭。

　　消失的父母

　　开庭的日子定在2016年3月26日。

　　赵兵伟最终也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一如此前缺席了女儿的人生。法庭观众席也几乎空着。对于这个小镇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阳光很好的普通冬日下午，要赶紧做点儿晾晒家事。

　　在人口不到5万的黑石头镇，一个孩子被父亲撇在了家里，这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有人走出大山开始，这个藏在云贵山区深处的小镇就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劳动力。截止到今年7月，根据镇政府的统计数字，镇上还有475户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缺少父亲或者母亲。

　　镇子的核心是一条街。整条街上的人都沾亲带故。那是繁华的所在，画着还珠格格的塑料盆和不锈钢锅碗从店铺的卷帘门里漫到了街上。牛车路过少数民族妇女的高高背篓，又被音乐震天的摩托车超过。

　　晚上，卷帘门拉下，街道显得有点空荡。老人抱着年幼的孙辈对着电视，青少年则三三两两聚在某处路灯光里。

　　手机的蓝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调研时，经常在乡村漆黑一片的夜晚看见这种蓝光。“到处都是这样玩手机的孩子”，离家的父母“觉得实在亏欠”，就会给他们买手机，而孩子也确实没有别的事可干。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很难弥补的。学校的教育是为了考试，一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从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叶敬忠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会影响社会未来的稳定。”

　　叶敬忠的担心，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在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看来，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有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而且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可如今，向外流动的人潮冲散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丧失立足之地。

　　与外出务工父母的短暂分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项针对河南北部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26.2％的农民工一年或超过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务工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通过手机等通信手段与家人联系一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情感淡化，“空心村”婚外恋呈现出增高的趋势。

　　农村闪婚的风俗正在蔓延，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离婚数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在中国农村，赵兵伟的离家出走并非个例。在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记者曾发现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而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失去母亲的131名在校生中，116人的母亲逃婚或者改嫁了。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报道，有相当数量的母亲曾遭遇家暴，甚至是被拐卖来的。也有逃离的母亲是“追求自我解放”，不愿意留在乡间受苦。“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有媒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