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区副区长邹林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先是表示“我在开车，这时候有点忙。”一个小时后给记者回了电话。邹林认为，公布手机号码后效果还不错，“今早西安大雪，道路滑得不行，开车不方便接电话，停车了就赶快回过来了。”

　　邹林说：“老百姓反映问题很多，基本都是个人诉求；有些是业务部门负责，我们会将情况发给相关部门，由他们跟进解决，我们也会督办，总之会给一个交代。”

　　记者也拨打了南京市鼓楼区十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结果除两人的手机一拨就通外，信访、教育、民政、市场监察等六个部门负责人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其余一位在接通两声后显示“正在通话”的提示音，有一位则直接启用了“通讯助理”服务。

　　“昨天还接了两个电话，我这边主要是举报电话，这三年里不算太多，民生部门可能接到的电话多一些”，接通电话的鼓楼区纪委副书记邵伟向记者表示，前段时间经过人事调整后，11月20日鼓楼区还专门将领导名单重新公布在其官方网站上。

　　>>专家

　　联系群众需要主动

　　“公布官员的手机号应该视作公务员工作流程的一部分。”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表示，官员的手机号也是一种办公电话，而办公号码就不应该作为个人隐私保护起来。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专门为公务人员配备了公务手机，就更应该将这些国家资源用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上。

　　“公不公布官员的手机号和能不能办好事情没有关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这样告诉记者，“如果能把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实实在在解决好，不公布手机号也没关系。”冯钢认为，真正的人民公仆不需要老百姓追着来反映问题，而是能够主动联系群众，去发现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讨论“公布官员手机号”时，专家学者提到了“立法规范”。著名社会学专家周孝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是否公布官员手机号，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哪些人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都应该有相应的文件进行明确，各级人大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的政务公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