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建议中医院应设置全科医生专业，培养更多适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医人才。图为司富春（左）2月底在为村民义诊。　　新华社发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联组讨论，在医卫界别，委员们围绕儿科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发展中医药等问题建言献策。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委员们关注的问题，都是医改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信在“十三五”期间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小儿心脏外科专家刘迎龙表示，目前我国0至14岁的儿童有2.3亿，而医疗机构儿科医生的数量是11.8万，平均大约2000个孩子有一个医生。儿科医生非常紧缺。

　　但由于儿科医疗风险高，薪酬相对较低，医患矛盾也比较突出。医生工作时间长，经常超负荷工作。很多地方的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儿科工作。优秀医生资源在流失，可人们对儿科医疗的要求仍在不断提高。一个孩子生病，会让一家人牵挂。

　　为了缓解儿童医院治疗资源越来越紧张的现状，刘迎龙建议，在职的儿科副主任医师，可以开办私人诊所，或者挂靠社区的卫生机构，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们治疗。现在孩子们的疾病大多是呼吸道疾病，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在家就可以治疗。医生在社区开办诊所，都是邻居，不仅可以为孩子治病，还可以进行情感交流。病情如果有变化，也可以直接转到大医院。

　　刘迎龙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费，可以医保报销等方式，支持儿科医生就近诊疗，这样也可以让一些儿科常见病例在基层得到诊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张健表示，要从根本上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应该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引导病人就诊合理分流。这就需要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为了吸引医疗人才扎根基层，建议增加基层医疗卫生部门编制标准，赋予招聘自主权。继续实施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另外，就是要加强本土化培养，破解基层医院人才引进难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

　　鼓励工作单位重建育婴室

　　新华社电（记者 何欣荣 华春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指出，目前我国0-3岁儿童照料形式相对缺乏，以家内照料和个体化照料为主。二孩政策的实施很可能使其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放大。比如雇请保姆方面，由于市场价格高企，不少家庭负担过重。主动辞职回家照料小孩的妇女，会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基于此，孟晓驷建议，应出台组合性社会政策，完善0-3岁儿童照料体系，形成多元化的照料渠道，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比如，可以鼓励兴办公办及民营的0-3岁儿童照料机构，从资质和日常运作上进行严格监督，从政策上给予充分扶持。

　　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工作单位重建育婴室，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可对受益职工适当收费。“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社区儿童照料中心，开展临时托管和日间照料等多样化服务。以社区为平台开展儿童照料方面的亲职教育。”孟晓驷说。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

　　免费为高龄孕产妇检查

　　新华社电（记者 岳德亮 商意盈）两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也让许多原来被挡在政策大门之外的家庭有了生育两孩的可能。但是，符合两孩生育条件的夫妇中有相当一部分在35岁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建议，要高度重视高龄夫妇的生育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高龄夫妇健康检查力度，应出台强制检查规定，对35岁以上的夫妇，有生两孩意愿的要实施强制性检查，检查费用由国家补贴；免费对高龄孕产妇进行孕前、孕中、产前全方位检查，便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杜绝和减少出生缺陷婴儿。

　　此外，还要形成全社会关注关怀高龄孕产妇的氛围。傅企平建议，各企事业单位要关心本单位高龄孕产妇的身心健康，怀孕期、哺乳期的高龄妇女宜调整到相对轻松的岗位。高龄孕产妇妊娠期反应重、生产后身体恢复慢，建议制定政策适当延长高龄孕产妇的产假。

　　全国人大代表、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

　　提升育儿公共服务能力

　　新华社专电（记者 陈国洲 刘奕湛）“生起来容易，养起来难！”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应提升在育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能力，为妇女敢于生两孩“松绑”。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女性跟我吐槽不敢要两孩，害怕单位知道了影响自己工作发展。”孙晓梅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单位、公司存在歧视性招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涉及育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没办法让妇女从育儿的繁重事务中解脱出来。她举例说，现在入园难、入园贵普遍存在，入园还不如自己辞职在家带孩子。所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引导市场建设一批高品质、价格合理的托儿所、保育院，满足“全面两孩”后快速增长的社会育儿需求。“其实，这里有非常大的内需，关键是供给不足，政府可以发挥更多的引导作用。”孙晓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