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过程】

　　亲历“一场立法的民主实验”

　　新京报：立法法通过前后，经历过重大的条文变动，你所倡议的“税率法定”等条款在三审稿中一度被删。当时你是怎样的感受？

　　赵冬苓：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出来时，我正在山东，看了之后觉得非常详细，议案的思想都体现出来了。我乐观地认为这已经是尘埃落定了。结果，三审稿一出来，关于税收法定的条款变化很大，特别模糊和笼统。

　　新京报：税率法定是否写入立法，在你看来是一个关键问题？

　　赵冬苓：首先收税要合法地收。另外大家关注税率问题，大家都在说税比较高，是高还是低，要由专家说了算。但在立法法里，应该坚持税率由人大来确定。不能是制定了一个房产税，通过了，但是税率多少，不管了。

　　新京报：于是你坚持反对三审进行简化修改，你那时有“胜算”的把握吗？

　　赵冬苓：如果说我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就是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我的观点。然后我找到了几位人大代表签名，提出了一份议案。

　　到正式表决以前，有一个修改之后的方案发给代表，是几页纸。当时我正在参加小组讨论，一进门，马上就有人把几页纸塞到我手里，嘴里喊着“改了，改了”！

　　新京报：在争取其他代表支持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阻力吗？

　　赵冬苓：最初税收法定的议案，加上我一共是32个代表。我事先要做一些功课，大概圈定一下哪些人可能会签字，哪些人不会签。比方说我倾向于找企业的代表，因为他们对税的问题比较关注。我一开始刻意地回避了政府官员。但实际上有些是我多想了，很多官员都愉快地在议案上签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