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屈婷刘伟吴光于)贫困像一根刺,曾将何拉体牢牢地“钉”在白草坪村。他逃过,逃到县城木里,逃到州府西昌,在建筑工地凭力气挣钱,命运却三番五次将他推回原点,两手空空。

　　被群山和雅砻江支流大金河环绕的白草坪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李子坪乡。木里是凉山最穷的县之一,凉山则是中国西南最贫穷的一角。

　　何拉体的名字,在彝语中意为“头狼”。这匹40岁的“头狼”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他说:“我不敢休息,更万万不敢生病,否则这个家就完了。”

　　在“运气好”的年份,这个五口之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超过2000元。即使换算成纯收入,何家也低于中国现行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

　　中国目前有2948.5万个农村家庭像何拉体家这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用了30年成功令6亿人脱贫之后,中国将聚焦至今仍未脱贫的7000多万人,并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将他们的命运写入中国发展规划的路线图。

　　观察人士认为,两会将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扶贫攻坚由过去的“动员令”变成了“指挥棒”,将更重视脱贫质量而非仅仅“数字”指标。

　　共识:拒绝“数字”脱贫

　　“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0月说。这一目标已被建议列入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批准这一规划。

　　2015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立下了扶贫“军令状”。今年2月,扶贫开发成效第一次成为省级党委和政府的考核指标。

　　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这一届中国政府在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行动力度和动员强度上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实现目标的“开局之年”,两会将审议讨论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会对扶贫攻坚做出怎样的部署,直接决定了各级政府扶贫成效的考核,是即将参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井冈山市委书记龙波舟说,考核导向变了,工作重心跟着变。普遍的共识是:既要防止“脱贫又返贫”,又要防止新贫困人口的产生,需要政府加快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更精准的“造血式”减贫之道。

　　2010年,何拉体11岁的小儿子突发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难以根治的慢性病,且不在农村医保范围。这年,为给儿子治病,何拉体夫妇花费了4万元。这笔“天文数字”让何家第一次陷入了沉重的外债困境。

　　长期关注扶贫开发工作的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在调研中发现,基层政府对社保兜底的“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没有压力。但那些非生存性困难、属“相对贫困”的群体,因病、因灾返贫多发。

　　“如何提升他们自身能力,让贫困地区‘内生’出一条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脱贫之路,而不是简单‘数字’意义上的脱贫,应是本次两会在扶贫问题上所集中讨论的难点和重点。”她说。

　　途径:精准扶贫治“本”

　　2014年6月,何拉体家迎来了转机。白草坪村启动了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建卡工作。按照当地扶贫标准,该村有94个贫困户,何家是其中之一。

　　2013年,中国全面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扶贫信息网络,以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以及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根据何拉体的要求,木里县扶贫局2015年初送他去攀枝花市培训,学习砌砖、打地平等农村实用建筑技能。学成回来后,又补贴他2万元,何拉体投2万元,自己动手建了一座人畜分居、有卫生间和淋浴设施的纯实木房子,当地人称为“木椤子”。

　　此前,一家五口挤在低矮潮湿的土瓦房中,人畜混居。这座“木椤子”净高2米5,住在里面,何拉体觉得“身板挺直了不少”。他从县城买了一面镜子,挂在墙上,要“让家里的女人也照照”。他家过去从来没有过镜子。

　　新居落成时,何家10年前种下的400株核桃树有部分挂果了,卖了一万多元,加上打工和采摘野生菌挣的钱,何家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他说:“过去认为种核桃见效慢,管理得漫不经心,没想到现在却帮上了大忙。”

　　何拉体的脱贫经历是中国脱贫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的缩影。白草坪村扶贫“第一书记”刘铁记说:“以前,发下来的蔬菜大棚塑料布,农民不知道怎么用,就裹在身上御寒。输血式扶贫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

　　李小云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人口正因搬迁、打工而“碎片化”,如不直接针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扶贫,减贫目标将很难实现。

　　决战:时间紧任务重

　　在距白草坪村仅254公里的西昌,黄金地段的房价达到1万元一平方米;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坐落于此,是中国探索太空奥秘的前沿。

　　而另一方面,凉山州有贫困人口40万,贫困村2072个。在贫困程度最深的昭觉、雷波、布拖、美姑和普格县,贫困人口的日收入不超过0.1美元。

　　凉山是理解中国扶贫开发多样性、艰巨性的一个窗口。李小云认为,贫富差距、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阶层流动固化是中国和全世界都要面对的扶贫“新课题”。

　　截至2015年,中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最为富庶的东南部地区,浙江省农民在当年的人均纯收入达21125元,几乎和“城里人”没有差别。这个省还设置了相当于中国标准两倍的“贫困线”,并且率先高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孙兆霞说,面对全国各地不同的贫困标准、扶助政策、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即将召开的两会将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将各地政府“单打独斗”化为全社会“握拳出击”。

　　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凉山实行了“9+3”教育模式,即9年义务教育加上3年免费职业教育。得益于这一模式,何拉体的长子走出了大山,在广东一家电子企业打工。贫困这个“刺”,正从这位年轻人身上被逐渐拔出。

　　但命运弄人。2015年底,何拉体小儿子旧病复发。这一次,全家花掉了5万多元。好在大儿子汇来一万元,减轻了负担。虽然家底再一次被掏空,不过,这一次何拉体并不悲观。

　　这个彝族汉子说:“让孩子念书、种核桃树是这辈子最好的决定。否则这次儿子旧病复发,我们再难翻身了。”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福说。距离这个“底线”,中国只剩下不到5年的时间。(记者杨洪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