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价值几何？在丹霍兰德报案之前，至少有14位教练、培训师、心理医生乃至同事接到过关于拉里？纳萨尔医生行为不端的报告。
事实上，不光是在这个案件中，丹霍兰德发现，有研究表明，性侵孩童的案犯被平均举报数，是7次；7次之后，成年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孩子的呼声。
“社会把一个成年人的名誉看得比女孩和年轻女性更重要的结果是什么？诸位在法庭上听到的这些丑恶的故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丹霍兰德说。
2016年，当《印第安纳星报》的记者上门之际，为了证明自己，丹霍兰德拿出了当年纳萨尔对她治疗的记录。多年来的法学训练让她在这一刻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能说明问题的文件：
关于“骨盆底训练”的医学论文；长达110页，能显示纳萨尔并没有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他宣称的那种疗法的病历；2004年那次不完整的报告记录；她从前的日记……
有三位医学专家愿意证明纳萨尔的那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医疗，还有一位附近的律师愿意写信为她的人格作证。
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周，她向警方报案，并且向密歇根州立大学校方报告了纳萨尔医生的违规行为。
“我知道这会是一条很长的路，没准还不会有结果。”她在给《印第安纳星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在当时，能让纳萨尔被处以重刑这样的结果，简直不可想象。丹霍兰德更担心自己——“我担心自己得不到关注。我也根本不相信自己值得那样的关注。”她后来在给《纽约时报》所写的专栏文章中回忆自己准备报案材料时的心情。
她在2016年8月29日报案，报道在9月刊发。除了丹霍兰德，那篇报道中出现了另一个要求匿名的受害人，讲述了与她类似的受害经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体操队女子团体铜牌得主贾米？丹泽尔。
作为唯一一个实名指证纳萨尔的人，丹霍兰德承受了所有压力。有人把她称为“讼棍”，说她是在“讹人”。她所属的教会不再欢迎她。
当她在自己的社区声援“承受过类似的体制性伤害”的受害人时，最亲密的朋友也离她而去。
她不得不把“隐私”这个词抛诸脑后，一遍遍详细地回答自己并不想回忆的细节。每一个朋友圈里的泛泛之交都知道了她的这段陈年往事。
在案件甚嚣尘上的时候，丹霍兰德还得小心翼翼地带着孩子避开杂货店等贩卖报刊的地方。
丹霍兰德说，所有这些都提醒自己：在美国社会中，像纳萨尔医生这样的成年男子占据了多么强势有利的地位。所有她遭遇的疏离与鄙薄，都能显示出这种不公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最近这次庭审之前，已经因为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儿童色情影像而锒铛入狱的拉里？纳萨尔，依旧写信向法官强调自己的无辜。
“我是一个好医生，因为我的治疗是有效的。”他说，“现在出来说话的那些病人，就是那些表扬过我，还一次又一次回到我那里去的人。”
他在信中引用了一位17世纪英国剧作家的话：“遭怠慢的女子，比地狱之复仇更加可怕。”
出庭作证的受害人（部分）。
但在这一次，故事没有往纳萨尔习惯的方向发展。当丹霍兰德公开实名指控他性侵的消息传开之后，密歇根州立大学警察局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报警电话。
2017年3月，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涉及纳萨尔医生性侵案的体操运动员增加到了7人，差不多同一天在美国《人物》杂志上，丹霍兰德提到受害人可能有数十人。
开庭前一个月，决定起诉密歇根州立大学、纳萨尔医生或是美国国家体操队的女性还不足百人；最终站上法庭的作证的女性，共有156人。
她们讲述的故事大同小异，可时间跨度很大：有些人是在几十年前受害的，而另一些人被侵犯的日期是丹霍兰德报案之前几天。
这些故事，让丹霍兰德长期以来的恐惧和耻辱感渐渐消失，也让她意识到，事情比自己以为的更复杂：
“她们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于性侵犯。更深的伤害是，她们只能保持沉默，她们说出真相后，会被责怪，甚至常常会被送回诊所遭受持续的侵犯。”
“拉瑞并不是那个问题。他是浮现在表面的症状。”
因此，她在法庭上一次次地问：“一个女孩，到底价值几何？”
她恳请法官给予拉里？纳萨尔顶格的刑罚：“这判决会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性侵犯值得人们重视吗？值得多严肃的重视？”
“我在此向您论证，这些孩子值得一切。她们值得受到法律最完善的保护；她们值得，让那些施加侵害的人，接受最高的刑罚。”
身着囚服、被判175年监禁的纳萨尔。
纳萨尔最终被判处了最高175年的监禁。当年在治疗室里无助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法官身边的专业人士。
宣判那一天，法官罗斯玛丽？阿奎利纳在法庭上感谢了丹霍兰德：“是你发出了最初的声音，是你让这场审判成为现实，你让人们无法再忽视这所有的声音……感谢你，你是我在法庭上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负责这个案件起诉的检察官安吉拉？波维莱迪斯也向她致谢：“没有你，纳萨尔现在可能还在执业行医。”
最终宣判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掌声。但丹霍兰德的表情并没有太大波动。
“我知道，逃离这些施虐者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站到他和他的包庇者的对立面去，选择说出真相。不管代价有多大。”丹霍兰德说。
她被媒体奉为英雄，法官把她形容为这支受害者队伍里的“五星上将”。但1月24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场庭审时，提到了丹霍兰德心中的悔意。
她无法忘记那件事情：19岁的时候，自己作为小体操队员的教练，没能保护队员逃过纳萨尔医生的治疗。
丹霍兰德常常会想起那个7岁的小女孩儿。有时候她安慰自己，那孩子才那么小，也许纳萨尔医生并不会对她下手。可她不得不想到，那女孩在接受治疗后不久，便停止了体操训练，全家都搬去了别的地方。
她始终不知道那个小女孩在检查室里遭遇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