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战略走向——加速走向自主自立、政军大国

　　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决定其在短期内很难做出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牵涉到国家预算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问题。例如，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本就很难在安全防卫领域进行政策转换和跃进。但是，正如分析人士所言，即便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增信释疑和安抚措施，其传统盟友或跟班兄弟中真正放下心来的并没有几个，包括日本在内。所以，“特朗普冲击”是在心理上影响日本中长期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无疑会加速日本筹谋自保自立，甚至包括其在远期行为上可能做出世人现在无法预料的举措。二战后，日本因为美国的战略收缩、“越顶外交'以及强军要求，受过多次冲击和惊吓，做出过不同的因应。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冷战时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要求日本较大规模扩军、加强军备。吉田茂首相消极对待并“抵制”美国要求，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建军和扩军。

　　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美国战略收缩，尼克松政府（主义）要求全球盟友分担义务责任。日本部分响应，尝试政策跃进，但最终仍采取“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只应对“限定小规模侵略”，安全保障仍然靠美。

　　20世纪80年代，美苏“新冷战”，里根政府要求并支持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积极发挥抗苏的军事作用。而以中曾根内阁为代表，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定积极的回应——提出“千里海防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但受国内环境制约，主要仍限于政治姿态和政策宣示，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军事作用，增加军费及自主防卫也是半途而废。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要拴住日本、再定义并强化日美同盟，将同盟作为“亚太安全基石”，让日本在亚太发挥一定的安全作用。日本配合美国，染指“周边事态”，但也只是负责美国的“后方支援”，不能与美国一道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也不能发生“武力一体化”。

　　21世纪初，“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要求盟友和“志愿联合”提供全球反恐帮助。小泉政府态度积极（如罕见地以一个月时间通过“反恐法”），借机将自卫队开往中东印度洋；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声称自己有负责后勤支援，没有踏入战争之地、没有与美国等发生“武力一体化”（联合作战）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部分是为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民主党政府由消极转向积极，直到野田内阁开始主动配合美方。安倍二次上台后，全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在其执政的四年多（2012年以来），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创造条件。

　　2017年特朗普政府，让盟国分担更多的安全费用和防务责任。日本计划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实质性地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切实推动外交自主化、防卫自立化，增加防卫预算，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不排除在武器装备上取得某些突破，在“后安保法”和“后集体自卫权”时代，更加主动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与国际安全事务等。

　　此次“特朗普冲击”应算是其中很大的一次——因为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正跟中国处于抗衡争锋并倍感吃力之时，而过去受到“冲击”时日本并没有面临如此全方位的地缘政治困境。

　　大约从2010年前后起，日本在战略上的自主自立动向开始且行且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快速强势崛起，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对此，日本是先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国达成自己目标的隐性设计，即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中，设法让美国为己所用。这一现象在以前的日美同盟互动模式中很少发生。并且，从微观来看，这种主动利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渐次调整和递进的过程。例如，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鸠山首相对美方的要求采取了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菅直人内阁在困窘中回调了鸠山的对美政策。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事件促日开始向美靠拢，日美同盟借机升温。野田内阁对美的要求则是积极顺应、有所作为，特别在防卫大臣森本敏和首相助理长岛昭久等保守派国防族势力集团的推动下，通过2012年日美“2+2”会议，主动开展对美协商，推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隔六年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奥巴马上台后虽然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其实在2009年就说过“美国不当世界警察”，其亚太政策举措，包括对华总体“囿和”姿态、对中日争端的立场和态度，在日本保守派和鹰派眼里并不到位、给力，使人安心。日本的政治与战略主流层都注意到了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变化以及“美降中升”的亚太地缘格局变动，也都注意到随着中国发展、美国可能的战略收缩，导致中美搞战略交易、“越顶外交”而可能使日本“受害”的可能性。整个奥巴马时代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日本几乎开始相信美国并非万能，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加保卫国家利益的资本和选项。因而，日本政治精英层都开始强调日本要有主体性——要让日美同盟为日本国家利益所用、把同盟纳入到日本国家战略所需及发展规划中。长岛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思路，代表了包括自民党保守派和鹰派在内的某些共性同盟认知。

　　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后，面对国际格局变动、日中博弈加剧，更加难以做到彻底相信美国、把自己的国运全部托付给日美同盟，在长线战略上（而不是中短期）对同盟可能松动的前景已有所考虑，也开始做准备、留后手，例如主动利用此机，全方位推动“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等。日本在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的进程中，也即在其国家战略设计中，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安倍执政的四年多时间内，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铺路，进而为“夺回强大日本”、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创造条件。表面上看，美国是棋手，日本是同盟关系中的一枚棋子，实际上日本并不甘于当棋子，还努力争当棋手，一直在设法调动美国，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所以，日本对美国政治变动和战略调整可能导致的对日冲击，已有所预料并开始着手应对准备。安倍政府一直在推进外交自主和防卫自立的备案工作，只不过这肯定是一个长线操作，非朝夕所能完成，而特朗普出乎意料的上台以及其特立过激的言论，短期内确实让安倍政府受到了冲击和惊吓，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安倍政府的应对处方，也即日本主流政治精英和战略派的基本共识是，适当改变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加速从内政外交及国防上“摆脱战后”、谋求自主化并预留后手。除了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不太被认同外，安倍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大战略）、推进的战略性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包括修宪强军以及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允许军职人员参政等的机制体制改革以及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以放宽军事用途领域、开启太空网络政策空间的军用化等，基本上是主流派的公约数主张。当然，作为直接应对日美同盟可能遭受的变化，日本也积极推动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这既是为了以积极行动配合美国重返从而拉住稳住同盟，更是为了增强自主安保和防卫能力的自觉举措。

　　特朗普上台后，日本无疑将加速谋求战略自主，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办法有两个:（1）借“特朗普东风”，加速“国家正常化”以及对外“出海”发挥更大作用。预计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支持日本修宪强军，支持日本在亚太及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这也将是特朗普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不会错失良机，将抓紧利用美方的松绑机遇，加快修宪进程及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同时以“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义务”“根据2015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继续实施并扩大防卫合作”为名，以凭借维护海洋秩序、反导、反恐等抓手，主动承担或代理美国部分业务，积极介入海洋等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2）打独自算盘、开独立分店，推进升级版的“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以日本特色大国外交及强军路线尽可能谋取战略自主和自立。安倍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已显诸多自主倾向。例如，首先，在外交上，其推动的日俄外交，屡次招惹美方不快，但仍一直在照常运转甚至加速动作；对欧盟和北约加速开展“洲际外交”，抬升政治地位和战略影响；在东南亚对菲、越等国的拉拢和稳定工作，一度比美国还要显得急切和投入；推动印太战略和对印“准结盟”明显地具有地区大国自主联合、抱团取暖的迹象。其次，在安全防卫领域，安倍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谋划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并意图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建设上积攒更多资本——包括利用周边危机事件，推动“矛”“盾”兼收——既获得“攻击敌基地能力”，又取得“萨德”入日可能。在后安保法时代，日本更加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谋取全球影响和地位，围绕南苏丹维和行动，2016年12月日本甚至一度在联合国抵制美国制裁南苏丹的禁运方案，引发美方公开批评，这也大致能反映出安倍政府的某种自主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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