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资料图

　　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14日与特朗普先生通电话时说，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双方应当“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推动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特朗普对习主席的意见完全赞同，他相信美中关系“一定能取得更好发展”。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中美两国经过多年交往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气氛并不总是很好，我接触过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常常为两个大国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的不了解和误解而感到诧异。据说，原因之一是有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对，总觉得应该朝他们期望的方向改变，而当这种改变没有发生时就非常失望。现在两国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更愿意分享思想和彼此了解，这能否使中美之间的民意基础得到加强呢？下面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经历，从沟通思想的角度，探讨在国际行为当中什么是起决定性作用和最重要的。

　　多年的外交实践让我观察到，无论是多么富有激情的理念、无论有什么样的道义目的，对国际行为的最终判断要看它对人、对家庭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增加他们的福祉，还是破坏甚至剥夺了他们的“一箪食，一瓢饮”？

　　记得2002年5月初在阿富汗战争之后，我随同中国外长代表团第一次去喀布尔访问，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当时我们在大街上可以随意走动，当地人——包括背着枪的士兵——会主动与我们聊天。在长期战乱之后，人们的情绪终于放松下来，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我甚至可以看到土路上被扫帚清扫过的痕迹。路边的建筑残缺不全，二层楼以上只剩下一些框架，然而，在残存的一层房屋和低矮棚子里面，人们已经开始正常生活，能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和出售食品的简易摊位。

　　有几个孩子手里拿着黄色的野花向我们跑过来，他们把花儿放在自己鼻尖下，脸上绽放着笑容。陪同说，这代表着和平和问候。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多么渴望和珍惜安定生活，他们已经准备好从废墟中重建家园。

　　2011年我再次回到喀布尔却感到有些失望，大街上气氛紧张，不能随意走动了，尽管修建起许多新的楼房，但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战场，街上布满掩体，我的车里甚至坐着全副武装的“雪豹”突击队员。想到当年那些孩子一定已经长大成人，但喀布尔似乎仍矗立在和平的门外，依赖外部援助。与我交谈的许多阿富汗人希望国际社会更加一致地支持全面和解和重建。

　　说到和平，我见证过另一个国家从战乱走向和平，那是柬埔寨。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那是中国第一次参与涉及他国内部冲突的国际努力。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冲突各方都认可政治和解，支持由联合国牵头谈判，寻找实现和平的路径。

　　作为中方团队的一员，我目睹了谈判的艰辛和不易。谈判代表处境不同，因而对利害的看法不同，对每个段落都很较真儿，甚至为标点符号而争论。但最终各方达成了协议，授权成立了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UNTAC)监督停火和选举。我报名参加，成为中国第一位维和女性。我发现，在谈判中经过各种复杂的妥协而形成的协议文字非常模糊，因而在维和行动中真正落实条文极为困难。每当出现执行混乱的时候，大家最常用的词就是“混过去”。但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柬埔寨的停火还是保持住了，成功地实现了选举，而赢得大选的是流亡多年的西哈努克亲王之子，而不是冲突的任何一方。这说明，人民通过投票选择了和平。

　　20多年之后的2012年，我再次访问金边，这个城市已经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我坐的出租车司机英文讲得很好，他来自偏远的农村，是维和战士教他学会了英文。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以前的动荡，他淡淡地说，那都是过去了。

　　我由衷地为柬埔寨的成功感到高兴。一个国家有了和平，还有什么是人民做不到的呢？而这正是为什么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和平是如此地重要。现在，每当我在国际论坛上听一些学者争辩说需要用军事手段解决一些国家的分歧时，我会想到当年在柬埔寨看到的缺胳膊没腿的孩子，想到阿富汗人的期待。我认为，没有比珍惜生命更伟大的道理，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