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上午，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正式开讲，导演李安成为首位讲者，主题为“东方表达与数字技术”。受疫情影响，现居纽约的李安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出现在众人面前，接受了 “大师班”北京现场的主持人提问。《喊·山》的导演杨子、《春江水暖》的导演顾晓刚，作为从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走出的青年导演代表，也参与了此次访问。

　　以下口述根据李安的回答整理而成。

导演李安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现

　　在东西方文化间，“我们现在应该蛮有机会”

　　我大概在拍摄前五年看了《卧虎藏龙》这个小说，其中玉娇龙的角色非常吸引我，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李慕白很像我，俞秀莲很像我太太，玉娇龙很像我心里面想却不敢做的事情。我不想做小说的翻译，那本身不太有意思，而且注定不会很成功——你怎么拍，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文字好。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有那么长的篇幅，电影只有两个钟头，影像非常直观，所以电影不要做太大，而要精准地打造某一种感受，在结尾时让大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不能用笔墨形容。我通常都是从后面往前面铺叙，为了达到那种效果，我需要铺叙什么东西、丢弃什么东西。我不太注重小说细节，大部分改编的小说我只看一遍，我怕再看下去我会进入小说里。在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你可以忠于一个小说，拍一个烂电影；或者毁掉一个小说，拍一个好电影。

《卧虎藏龙》

　　所谓人性中最让我着迷的，最想表达的可能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你想做到最好，然后情况不太允许，这个冲击来了，那个冲击来了，还有你心里面两个冲击搞不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努力？然后还是搞不定。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动人，真情流露的时候最动人，我最喜欢。（未来如果）再拍武侠片，我希望能够呈现新的东西出来，可以更写意、更抽象一点。

　　在我的生命里，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不止我一个人，所有人都受到中西文化、现在过去很多的冲击，我们人就是一个混杂的东西。老实讲，我的电影越拍越困惑。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而是我内心的一种解析，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表达，而不是一种陈述，并不是说人生该怎么样，而是把这些东西诚恳地表达出来。

　　我个人的感觉是东方尤其是东亚，是一个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敬畏天地，尊重团体。人是非常渺小的，一个社会团体是非常壮大的，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去体会，怎么去生存，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东方非常讲意境，在有意无意之间有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你看我们的东方绘画，人都很小，天地山水非常大，里面留白非常多。西方可能和他们游牧民族（的历史）有关，征服性、侵略性比较强。个人决定怎样改变世界，这个东西非常强，尤其是美国的电影，把个人的意志放得靠前。

　　中国文化长时间处于父系社会，当然现在有改变，至少在我的成长里面还是非常父系社会，父亲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父亲要扮演好他的角色，不光是很霸气的，他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常常会用父亲来表达社会的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些文化的特色、社会心态。拍完“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自己该讲的故事都讲完了，我后面还在用父亲的元素。

　　拍电影时，我们（东方人）会吃一点亏，因为故事好看嘛。现在就是要把我们习惯的东西、我们的强项，比如意境、似有似无的结构，还有崇敬天地的感觉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应该蛮有机会。我不会有一个计划说这十年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当我对一个题材感兴趣时，它就是那时我最关心的人生议题，还有我对社会观察的印象，所有内心的东西，都在题材上自然表达出来。

　　东方表达与数字技术如何融合？

　　讲融合有一点沉重，表达不管怎么样讲，数码也好，胶片也好，它就是一种媒介，你怎么表达你内心的景观，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这才是重要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对科技一点都不熟，电话我只会打出去，其它的什么都不会。我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数码也好，新科技也好，对我来讲没有很大的关系。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海报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我突然想拍的。在哲学思考上我不知道怎么样突破，需要另外一个空间，所以我想用多加一个视角，来突破我想表达的这个题材。那是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拍到一半时，我发现很糟糕，因为我知道的东西、我依靠的媒体，等于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这个电影正好又难度很大，水、小孩、老虎……所有都是我不熟悉的。其实我和“少年派”没有什么差别，（好像）和一只老虎在小舟上，在太平洋上漂流，就是那种很恐惧的感觉。

　　我发现我所有看的东西都不对劲，我相信的东西都在幻灭中，我等于是在大海里面要找一个岛，必须要创新，必须要和这个科技达成一个协调，我必须要用它和观众沟通，把破灭的东西组合起来，让它（影像与故事）能够存在。所以，在这上面，我开始了新的探索，进入了新的空间。你知道3D和数码，我现在发现人类的眼睛在脑袋里面解析这些影像的时候，其实心理活动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脑筋是在过去，是在一个西方建立的电影世界，是在胶片平面的那个表达上，这是我们熟悉的、所依靠的东西，好像一个信仰一样，大家共通了语言。突然之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等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到现在还是，这10年间我又拍了两部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我后面还有计划，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海报

　　《双子杀手》海报

　　我和你们一样非常困惑，只是我比你们经验多一点，至少我知道电影这个东西必须要靠媒体（介质）才能够把你内心抽象世界将心比心地传达给观众，不管你是用绘画、文字、胶片、数码，还是立体的、平面的，你用雕塑也好，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你什么样的表达，（媒体介质）都是你的依靠，你必须要和它产生一个很熟悉的依存关系，这样你才能表达。

　　在数码电影里，我觉得（影像质感）需要看得比较真切，你给观众的信息要丰厚一点。（这涉及到电影语言的变化），观众的脑子需求的信息比较高，我们所有的拍摄方式，还有我们准备的材料，都需要比较丰厚一些。之于演员的表演，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我发现3D影像和2D的演员表演看起来不一样，我非常困惑。3D电影中，演员表演不能那么夸张，不能那么平面地演，它的立体感要用灯光、摄影、化妆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他的表演方式必须更精致，更含蓄，他内心的层次要更丰富。还有他在无意识状态里面透露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摄影师也会捕捉下来，所以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好的东西能够发扬。

　　2D影片大家已经做得非常好看，人类有过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电影，胶片电影，这本身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艺术。数码、3D我们还在起步，它本身还站不稳，还在一个婴儿阶段。电影工业的确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要创新非常的困难，阻力非常大，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做，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原因，你要和整个工业界去斗争，一个人是扭不过机器的，所以有时候吃了很多暗亏，很多血泪往肚子里装，很难和人家讲为什么走不通，为什么会拍摄变成那个样子，有时候不光是媒体上面，不光是艺术和科技的问题，其实是你要和整个工业界、观影文化去斗争，非常困难。

　　我希望在电影表达上能够更自由。就像我刚才讲的，过去的（电影形式、形制）已经不太够应付观众的需求。过去电影大约是两个小时（片长）的规格，三幕戏，怎么样去收尾等一套东西，大家看的习惯了，甚至我觉得也相当僵化了。我觉得可以有门路，不管是长短，还是表达形式，各方面都可以比较自由一点。

　　艺术家需要不断发现自己的“惑”

　　孔老夫子讲四十不惑，我想他讲的是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惑”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惑的时候，电影就很乏味，就是在说教，不会很真诚。我比较相信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做艺术的人，做电影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真实表现自己，表现你搞不定的东西、困惑你的东西，你去面对它，这样你才能够面对，你自己都不能面对的时候，你怎么会让别人面对？因为观众的眼睛很雪亮，他们看得出来。艺术家需要不断发现自己的“惑”，然后表达呈现出来，真诚呈现出来，很精彩地用艺术表达出来，永远不要放掉心里那个“惑”。之于所谓的舒适圈，这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以我个人经验来讲，我最安全的舒适圈就是冒险，如果我不冒险就会非常焦躁不安，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但这只是我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

　　我有一个心情我很自豪，我没有改变，我一直在找我纯真的东西，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越拍经验越多，我搞不定的事情越来越少，题材的寻找越来越难，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现在很大的不同是我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壮，我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会比较尖锐一点，有时候会有讽刺的东西想出来，这是比较大的改变。我过去年轻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这么去拍，现在年纪大了聪明了很多，我的记忆力、体力在衰退，本质的东西很难去抓了，因为人的本质就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能力发挥不错的是永远往前，不然观众会嫌弃，这会让我非常的紧张。相反有种安全感，很奇怪。

　　国内青年导演让我（感到）非常惊艳，一年几百部（国产新片）里面有一百三五十部都是（新人导演）第一次导演，而且连续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第一部电影就表现非常精彩，势头非常的好，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厉害。又年轻又精彩，（这样的）创作势力非常让人受鼓舞。

　　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可能会来临

　　谈到疫情对好莱坞乃至全球电影业的影响，我和大家一样困惑，局势非常困难。大家习惯在家里看电影，（之后）能不能再回影院是很难讲的，我觉得未来最高端的影院可能会有生意，特别好的银幕，特别好的放映状况，观众进入电影院后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这样的（影院）还可以生存，一般的影院就比较困难。传统影院的优势在于它的仪式感和群体感，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诱因让观众心甘情愿进去（影院），我们要接受挑战，创作出新的东西，我是相信电影院的。

　　在遭受打击的同时，（电影人）也必须要创新，大家必须要想新的办法去拍片。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你们将来拍电影，和现在一个一个景这么拍可能会不太一样，可能要接近动画，可能又会更真实，我想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可能会来临，本来慢慢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疫情把它推动得更快一点，这是我的猜测。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名导演跟演员怎么讲话，每一个镜头有什么功用，这都是专业（技能）。看到高层怎么讲话？跟工作人员怎么讲话？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还有电影的基本语法是什么样的？怎么分场？这些功夫你要会，起码要中上。如果你个人经验不足，就要找人来帮忙，我想两三部以后基本就走得通了。

　　VR的可能性很多，就我所知比如说会议、游戏等，这些都比较好发挥，在电影上面目前还很难讲，当然VR可以作为一个背景，怎么样让观众进入一个VR的环境里面。我个人是拍戏剧电影的，所以我不希望观众在（VR设置的情景）里面……

　　在拍片方面，VR在虚拟部分可以帮忙，就是在你的想像中。比如说我在做《少年派》的时候，我不可能去排练一只老虎和小孩在海上漂流，还有帆船、沉船这些东西，我不可能去看到以后再做戏剧联想，所以我必须依赖数学，就是虚拟一个状况出来。现在VR的技术给电影界带来很多这种方便，可以用动画，把一个虚拟的东西即刻做出来，不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这个方面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大家都越来越普遍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