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高处

　　松树上一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深山里几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2003年9月11日，大兴安岭林区，秋季采摘松塔的人们在森林搭起塑料帐篷。视觉中国供图

　　20米以上，才有生活。体重几百克的松鼠可以在高处轻盈捕食，但当一个体重60公斤左右的男人爬上松鼠才会活跃的树顶时，会感觉树枝很细，也软，人跟着树枝左右摇摆，幅度达到3米左右。风大时，有人从树上下来，会像晕车一样呕吐，一个小时才缓过来。

　　在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有一群打松塔的男人。他们年龄多在35-55岁之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中，有自谋出路的下岗林场职工，有想增加收入的农民。有人靠不断打工积累的财富，承包了红松林，有人仍然在给别人的红松林打工。

　　他们从十几岁时跟着父辈学会了打松塔的技艺，而父亲则是从爷爷那学来的。松塔生长在红松树最顶端，绿色，形似菠萝，剥开之后，琥珀色的松油冒出来，“刺激性强”但有股清香，褐色的松子簌簌掉落。

　　他们会踩着“很暄（指蓬松）”的松林土，绑上特制的上树工具脚扎子，戴着橡胶手套，搂住树干向上攀爬。把近十斤重、几米长的伸缩钩子钩在背后的裤腰上，爬到十几至几十米高的红松树顶，踩着几根较粗的树杈，伸手用钩子挨个打掉松塔，有时甚至能一下把附近几棵树上的松塔也采摘干净。然后，他们会背上比自己头还高的、100多斤重的松塔，换回雇主每天500-1000元现金报酬。有人住在山里临时搭建的塑料棚，直到枫叶变红，松塔被打干净，就又回到矿井、木耳种植场、工厂的流水线上，用常规的方式谋生。这是一年中赚钱最快的一个月，“一年就指着这个月赚钱呢。”有工人说。

　　千里之外的松子消费者，甚至是几百公里外、打塔工人住在市区里的孩子，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打松塔这项工作是多么危险和艰难。

　　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15米-30米高处的作业，属“三级”，30米以上，就属“特级”。但对打松塔的人，15-30米的爬升是常态，破40米的纪录也不新鲜。城市施工所用的安全网、安全带、脚手架派不上用场，树形态各异，较大的机械也很难在密集的林子里施展开来。

　　有人设计了安全绳，一头绑在腰上，一头拴在树干，但因为速度太慢，灵活性太低，用的人不多；有人发明了松塔采摘机，剧烈摇晃红松，让松塔自然掉落，但这远远没有人工采摘得彻底，且被怀疑损伤树根；近几年，有人想到乘热气球打松塔，但只有资本雄厚的承包者才愿意负担前期十几万元的成本，更别说在红松零散分布的天然林，氢气球很难使用，而且，几乎每年都有热气球操作不当、不慎飘走的事情发生。

　　人工培育的红松林较为低矮，方便采摘，但约需25-30年才能开始结果。据《中国绿色时报》2020年刊文，我国约有3000万公顷天然红松林，占世界天然红松林总面积的60%，集中分布在东北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

　　最终，在这样一个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打塔人只能和大自然短兵相接。

　　树木粗细不一，细的胸径约20公分，最粗的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爬粗树，手部难以着力，需要“底气”才敢上。细的树好爬，但爬上后树尖容易折，也危险。有人在树顶随着被压折的树枝一起掉下来，被戏称为“降落伞”。有的树分叉多，容易攀爬，有的光秃秃，爬到一半，找不到抓手，上不去也下不来。脚扎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爬树工具，几根布条绑在脚上，一个尖头扎进树里。脚扎子要比坚硬的树皮更硬，才能扎进去，像爬梯子一样直立着往上走。

　　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肌肉拉伤、划破皮肉、硌到树根上导致喘气都疼，是微不足道的几种伤痛。有时是踩到了不结实的树杈，有时是坐在树杈抽烟想休息一会、被一阵大风吹下来，有时是脚扎子打滑。同行瘫痪或死亡的传言刺痛着打塔人神经。

　　一天劳动结束，打塔人的胳膊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松树油粘在树干上、手套上、衣服上，蹭到灰尘，变成黑色的斑点，很难洗掉，小兴安岭正岔河林场一位职工每年松塔季只穿一身衣服，打完松塔直接扔掉。“不洗，洗啥？洗不出来。”

　　在清朝，松子是御用贡品，采集松子的工作由打牲丁执行，他们地位低下，不得迁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义务就是为皇室采捕贡品。

　　几百年后，何金春喜欢打松塔，却是因为“自由”的感觉。他今年39岁，在北京做过保安，在杭州做过快递分拣员，工资都只有3000多元，最后他还是回了老家吉林，主业养殖木耳。他还做过8年的矿工。那时他要在几百米下的地下工作。矿井下潮湿，温度常年恒定在14-18摄氏度。排班时间不规律，有时深夜出井。冬天，在井下出汗加上潮湿，衣服上水分高，一出井就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大雪天，浑身衣服被冻得“梆硬”。

　　比起他在矿井下的工作，打松塔不算重体力活，不用按时上下班。而且，何金春从小在山里长大，他觉得在山里就像回到了家，“山神爷第一我第二”。有一次，何金春在树下，听到“啪”一声，掉下来一个松塔，他捡走，过了一会儿，发现一只松鼠跳了下来，原来那是松鼠打下来的。松鼠绕着树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又上树去打。又掉下来一个，何金春又捡走了，他和松鼠对视，看着松鼠在树顶生气得直拍树干。

　　“会这个东西了之后，年年到这个季节了不干，我感觉心里不得劲。”“就像他们赌博似的，那玩意有瘾。”他尤其喜欢人多的时候，别人上不去的树，他能上去，虽然挣的钱都平分，但“我感觉自己特别骄傲。”在矿上工作8年，每到秋天，何金春会请假来打松塔。

　　今年9月4日，一直在各处打零工的胡永旭来到吉林，乘坐氢气球打松塔，但氢气球不慎飘走，他飘了300多公里后在气球终于下降，靠近树林时跳树生还。如今，紫色的瘀血蔓延至他的腰部。他在自己朋友圈简介里写道，“看是（似）自由自在，其实身不由己。”

　　袁兴国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人，出生于1986年，十二三岁时就跟着父母上山打松塔。在林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时无人知晓，打松塔必须两人结伴。父亲打松塔，母亲在树下捡，常让他在几百米远处守着自行车。他偷着爬一些结松塔少的小树，把自己采来的松塔偷偷放进麻袋。慢慢，父母就默许了。

　　20年过去，袁兴国看着家里运松塔的工具，从老式自行车，到摩托车，到摩托车拉小推车，再到现在的汽车。袁兴国的父亲60岁了，今年松塔收获得少，不好招工人，袁兴国带着父亲上山打塔。父子俩的身份互换，曾经身手矫健的父亲，现在速度只是他的一半。袁兴国36岁了，几乎是打松塔的本地人里最年轻的了。何金春和工友干活的时候，总在唠“80后会不会是最后一代打塔人”了。林区里几乎见不到15-22岁之间的人，他们就算去市里端盘子，也不愿意来“跑山”。但同时，袁兴国、何金春都不再把爬树的本领教给孩子。“太危险了。”“百分之百不让干。”在打松塔的男人中，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详细描述过打松塔的过程，不希望在外求学的孩子有心理负担。

　　袁兴国曾去帮忙抬一个从30多米高树上摔下来的人，到处是血，吓得他第二天也不敢打松塔。他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常背150斤的松塔，松塔上的尖顶在背上，硌得生疼。

　　袁兴国的妻儿都在市区的楼房住，袁兴国自己住在村里，打完一天的松塔，他去镇里吃点饭，回去很累倒头就睡。松塔季的前几天最难熬，爬树时胳膊、肚皮，到处都容易“抻着”，浑身酸疼，忍过去就习惯了。袁兴国觉得自己有东北人那种“穷大方”的性格，“你别管我有钱没钱，我肯定让身边人指定好过。”

　　生活在位于小兴安岭林区腹地的伊春市，一个跑山人曾熟背那篇小学3年级的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530字的短文里，“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很多年过去，不是春天积雪融化成的小溪、夏天树下千万缕利剑一样的金光，也不是侧头照镜的小鹿、舔脚掌的黑熊，而是文中“小兴安岭的秋”，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 ”

　　8月底到10月中旬，当小兴安岭由绿开始转向红、黄、绿三色，果实进入采摘季，打松塔的人就进山了。他们一波一波，在目之所及范围内选棵最粗的树，绑上红布，杀猪宰鸡，放一挂鞭炮，冲这棵树磕几个头，希望山神保佑他们平安过松塔季。

　　十几岁时，何金春“火力大”，爬树有种兴奋感，他那时候常常“串树”，从一棵树上跨到另一棵，这样就不用重新再爬了。一次母亲在树下看着他这么做，没说他，等他下来后揍了他一顿。

　　最危险的一次，何金春踩在树顶一个矿泉水瓶粗的树枝上，一只手抓着一段拇指粗的树杈，另一只手试图打掉旁边树上的松塔。为了靠近那棵树，他把脚往前挪了40厘米，就这一挪，把脚下树枝踩断了。他手抓着那根细树枝，悬空了两秒钟，这时离地约30米。

　　袁兴国4岁时，爷爷家举家搬迁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靠山、资源多。袁兴国经历了最后的捕猎时代，玩过猎枪。禁猎之前，冬天是打猎的季节，他们打过黑熊、野猪、狍子、野兔，取皮毛来卖。但日子还是过得很穷，有肉，但没有调味料。

　　很难说清人在森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有人以野猪为界划分强弱，“野猪及以下”的动物都不用怕。这里，野猪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松鼠在树上、上山途中和人相遇。松鼠在红松树上筑巢，有人伸手摸摸，第二天就会发现巢空了——松鼠嗅到人类的味道，将小松鼠转移。“黑瞎子”（黑熊）和“大猫”（老虎）的脚印最让人脊背发凉，一旦和带着崽子的黑熊相遇，就要“有多快跑多快”。袁兴国遇见过黑熊，距离他几十米远，没带崽子，他不敢动，黑熊没把他当回事，走开了。

　　如今，经历了禁猎和禁止采伐，红松子成了森林留给他最后的财富。他承包红松林也有15年了。去年遇上“大收”，他承包的林子赚了20多万元，给父母盖了羊圈，买了20多只羊，把家里住起来很冷的泥房子翻新。

　　袁兴国所在的村子鼎盛时期有400多户人家，现在只有50多户了。他的孩子在林区上了1年学前班，起初有七八个人，下半年就剩两三个了。现在，孩子在距离村子300多公里的双鸭山市上小学，“基本就不回来”。何金春的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都是从小就在市区上学，假期也不愿意回林场。

　　袁兴国对自己承包这片林子里所有红松树都很熟悉。第一年松塔季，他的脚扎子扎进树皮留下窟窿眼，第二年秋天再来时，窟窿眼长上了，留下一个“新鲜”的浅色印记。第三年再来，变成黑色了。

　　这应该是袁兴国的父亲最后一年来打松塔了。在松林里，人抬头只能看到层层松针，判断不清这棵树结的松塔多不多。有时袁兴国费尽周折爬上去，才发现没结多少。但父亲总比他判断得准。

　　“只要上面塔子多，没有我上不去的树。”一次，袁兴国遇见一棵没有树杈、不好爬的树，他爬到旁边树上，用钩杆勾住那棵难爬的树，成功溜过去打塔子。但突然，钩子掉了，他回也回不去，下也下不来。袁兴国在树杈上呼喊远处的父亲，父亲耳背，袁兴国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