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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摄影师:透过镜头,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发稿时间:2020-11-20 06:25:00 作者:吴晓东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各个年代的人与天安门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高源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名人”,识别度也高,大高个,蓝制服,总是背着最新款的相机在广场上转悠,时不常拦住游客问一句:“拍照吗您,留个纪念?”

  17岁起就在这儿干,40年里已经为各地来的游客拍了60多万张照片,高源现在成了天安门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胶片冲洗到即拍即取,再到如今的数码高清,高源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用镜头日复一日地记录着这里的变化。岁月流转,照片里的故事沉淀出的,都是或远或近的时代记忆。

  1979年,随父亲从沈阳来到北京的高源进了北京西城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那个年代,小小年纪就被安排在首都“心脏”工作,心里整天扑腾的就俩字:骄傲。

  五六岁的时候,高源“以为太阳是从天安门升起来的”,第一次去天安门,到了就不肯走。“中国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张与天安门的合影。中国人嘛,好像一生当中都要和天安门拍一张照片……”和当年太多人一样,这种“天安门情结”,同样贯穿了高源的生活。

  高源从小在部队家属院里接触到摄影,尽管对拍照洗照片这套活儿早就烂熟于心,可在广场上第一次摸到相机还是半年后的事儿。在天安门广场照相,先得跟着师傅发号卖票从业务员干起。1980年的春天,高源终于正式“上岗”,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

  当时用的是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拍照时必须两手端着相机,使劲往下伸,把相机背带绷直,才能保证画面不晃。师傅的要求是,眼睛看,耳朵听,看顾客拍照时闭没闭眼,还要听相机的快门声对不对。“一出问题一卷胶卷都完了,那时候大家出趟门不容易,来了北京,当然要在天安门留个念想,有的一辈子也就来这一趟。”那时候,能拥有一张天安门广场的“官方留影”,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天安门照相点就在金水桥和华表之间,当时天安门广场地面还铺着水泥砖,遮阳伞可以插在砖缝露出的泥土里。1982年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广场西侧。当时国旗周围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了。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了一对脚印,排到了的游客就站在上面,方便师傅们对焦。“一抬头一张,流水线操作。”高源说,那时候拍纪念照规矩很简单,就是别拍虚了,人像不能高于毛主席画像。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城里人一天也只能挣一元钱,拍一张黑白照七角五分钱,当时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拍照最多一张。不少人掏遍全身衣兜就是凑不够这七角五分,他都给垫上了,为的是不让他们遗憾终生。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有些刚富裕起来的人到天安门照相一拍就是4张。还有包工头领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打工仔来,“请客”跟天安门合影。高源记得,拍立得相机刚出来的时候4元一张,等着拍照的队伍能排出50米远。广场上人也多,怎么照都是“大合影”,游客和摄影师只好都踩在凳子上,站高点背景才能相对“干净”。数码相机刚普及时,有一年国庆节,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张照片,当天下班骑车回家,路上居然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拍照姿势,就这么骑了一路。

  改革开放的头两年,来天安门照相的人基本都是一身“蓝白灰”,再加个“国防绿”。高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顶黑呢帽,当时不管小伙子老大爷,大街上一律都是这造型。几年后,外国电影进来了,大家的服饰也跟上了潮流:广场上一夜间竖起一片风衣领子,天黑了也舍不得摘下蛤蟆镜。

  那时候高源烫了头,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长风衣,再加上喇叭裤,挎上双镜头相机,俨然是天安门广场上“最靓的仔”。

  “现在花花绿绿的衣服很多了,年纪越大越敢穿。”高源说,这些年广场上的服装越来越个性和多元了,破洞牛仔裤、汉服,都已经很常见了。

  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大多数游客走上广场时就会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凝视着天安门。

  有一位70多岁的河南老兵,生日当天第一次来到天安门。他从县城赶来,买的是站票,合影前,郑重地换上了一套整齐的军装。

  “遇到老兵一定要拍,再不拍就没机会了。”出现在高源镜头里的老兵,有的曾跟随傅作义参加过下花园战役,有的是四野老兵,当年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也浑浊不清了,可是面对镜头他们仍然会举起右手,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

  更多的人喜欢在纪念日到天安门留个纪念。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在金婚纪念日穿着情侣鞋、捧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来拍照,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

  “几年前,有个拾荒老人路过天安门,想拍张照片,我就免费给他拍了一张。以后他时不时就来,来了就找我拍,每次拍照的时候,都在口袋上别一张白纸,写上当天的日期,显然是寄给家里人报平安。”后来高源告诉他,不用写,照片上有日期,老人才作罢。这个“回头客”高源拍了好几年,从来没收过钱。

  还有一对天津夫妻,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成为高源的顾客,每次来北京都要找到他,在同一个位置拍张天安门合影,20年里总共拍了十几张。

  在高源收藏的照片中,也有跨越时空的伤痛。一张照片中,一位中年男子手里高举着一张人像,他说父亲去世前一直想来天安门看看,却始终没能成行。这些年高源见过不少拿着亲人照片来天安门合影的人,他感觉按快门的手指都沉重起来,因为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腰上别着BP机的青年,披蓑衣戴斗笠的大叔,穿着父亲旧军装的中年人,50岁生日这天和天安门合影的外国友人,小时候曾在天安门前合影的老同学,几十年后戴着红领巾又来拍了一张……这40年,高源的照片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早些年,游客拍照时总喜欢露出钢笔、手表、BP机、大哥大这些彰显身份的时尚物件儿,后来吸引他的开始变成个性十足的Pose,还有大家脸上的自信,“跳街舞的,打倒立的,单膝下跪求婚的啥都有,最大的不同是精神面貌,以前四五十岁都老态龙钟的,现在岁数大的人也朝气蓬勃,中国大爷背单反,中国大妈舞丝巾,都是天安门前亮丽的风景线”。

  从最开始的国营照相馆到现在的股份制公司,同一期的“战友”有的辞职有的转行,兜兜转转,只剩高师傅至今还笑呵呵地站在广场上。

  在游客眼里,天安门广场是来北京必到的旅游打卡地,对于高源而言,这里却是他的“办公室”,“养成习惯了,几天不来就不自在。这是对这个城市和这份职业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记录者,有责任记录天安门和这里反映出的时代变化。”

  除了普通人的家国故事,40年里,高源在天安门前还见证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国庆35周年当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11时。在天安门广场,他见证了从几名战士升国旗到后来的国旗班,目睹了香港回归以及申奥成功时人们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喜悦。

  2018年1月1日,天安门广场迎来首次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的升旗仪式。那天早上,高源天没亮就来到广场上,和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五星红旗升起,这是他见证过的天安门广场的又一次变化,“因为工作,我觉得自己是看升旗仪式最多的人之一,差不多隔一天就参加一次”。

  上世纪80年代,一卷135胶卷是36张,熟练的摄影师靠装卷的手上功夫可以多抢出两三张,大家工作之余专拍感觉“好玩”的东西,洗出来后热热闹闹贴满办公室的墙,到年底打扫卫生,一墙的照片都被清理了,第二年再重新帖。

  “当时觉得不稀奇,过后才觉得珍贵。”从2000年起,高源开始有意识地用镜头记录天安门广场上的点滴变化:城楼上挂起了新画像,横穿长安街的“大一路”公交车换了新车型,每年国庆节广场上摆的中心花篮,来到广场的50多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带有时代印记的各种文化衫,“看天安门的老照片,自己心里总是特别激动,我想让以后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门照片,也能有同样的趣味和感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场上有了彩色照相机,照片价格也涨到了每张1.9元,等待时间从一星期增加到了一个月。因为在北京洗印彩色照片成本较高,照片拍好后,把几百卷胶卷搁到旅行袋里,给长春到北京来的列车员,列车员带过去,洗完照片再拿回来。直到几年后,改为北京本地洗印,取照变成两小时。2005年,数码相机广泛使用,半小时就能洗出来。再后来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从拍照到成片,一分钟就搞定。

  早期由于取照慢,都是请顾客留下地址,等照片洗出来后再寄过去。由于游客地址书写错误等原因,慢慢攒下一大批被退回的照片。以前公司要求没人取的照片定期粉碎,后来允许摄影师处理这些照片,高源就把无人认领的照片保存下来,想给那些游客留个念想,“万一有人找回来,也是个交代”。

  为了找照片主人网络查询、实地走访、甚至惊动了当地派出所,“很多人搬家了,敲开门一看,已经不是照片上的人了。也有人拿到失而复得的照片时,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现在,这批照片大部分捐给了博物馆。

  除了翻阅一摞摞相册里的老照片,高源还时不时地摆弄下收藏在架子上的那些“老伙计”:80年代的双反、90年代的拍立得、21世纪的单反数码相机……而现在,高源工作之余用得最多的拍照设备,变成了手机。

  当年老式相机拍照,难免会有游客在按快门那一瞬间闭眼。“那会儿也有后期修图,把铅笔削得很细,在底片上画出眼珠,再就是照片洗出来后用手术刀刮白,然后用墨水点出黑眼球。”

  “刚工作那会儿,一张照片交到顾客手里要经过六七道工序,现在一个人就搞定了。”40年过去了,广场上如今到处都是举着自拍杆用手机拍照的游客,广场上的8寸照片也变成20元一张,可是高源的工作量反倒增加了,一个人拍上几十张很常见,有时候一家人过来就能拍上百张。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广场上的热闹。今年大年三十,高源照常来到广场,见到的却是从未经历过的清冷。没有游客拍照,摄影团队10个人自己来了张合影,身后是空荡荡的广场,照片上的每个人竖起大拇指给自己鼓劲。

  坚守到大年初四,高源也不得不离开广场,这一撤就是快一年。隔三差五,他还是会戴上口罩,到广场上转转,拍点东西,哪怕从西北五环外的家骑电动车到天安门要骑一个多小时。

  虽然一直念叨着要退休,但高源心里还有一个小心愿:为曾经来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免费再拍一次,就站在当年同样的位置上,“透过镜头,可以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责任编辑:邵志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