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为什么需要中国女排

　　2016年8月20日，巴西里约热内卢，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颁奖仪式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惠若琪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10月1日，天津，观众冒雨到天津美术馆参观《国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视觉中国供图

　　纪念老女排夺冠的邮票。资料图片

　　2016年1月24日，北京，2015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举行。左起依次为女排队员魏秋月、曾春蕾、朱婷、袁心玥。视觉中国供图

　　有，且只有一支球队，能以这样的方式亮相——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礼，中国女排成员乘着“祖国万岁”花车来到天安门前，向公众致意。

　　1984年，国庆35周年典礼，中国女排第一次现身国庆花车上。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明确了方向，那一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布置了一句流行的标语：“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国庆70周年典礼过后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见到了当年的女排主攻手、如今的女排主教练郎平。他回忆，1984年国庆观礼时，他是一名学生，请中国女排队员在学生证上签了名。等他毕业，学生证需要交回，他舍不得，对学校谎称证件丢了。

　　如今，没有哪支球队能像当年的中国女排那样让人如此疯狂。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为她们庆功的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赋诗说“明日班师去，国门锣鼓喧”。回国不到一个月，这支队伍收到3万多封来信。

　　近40年里，中国女排换了一茬茬队员，比赛成绩起起落落，但它始终不只是一个队名，也不单指向一种运动，而是一个能够鼓舞人心的名词。

　　经历了时代变迁的郎平形容：“‘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知道有时不会赢，也会竭尽全力，是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尘土，依然眼中坚定。”

　　“时代不同了，但奋斗精神永不过时，她是到达梦想彼岸的诺亚方舟。”她在一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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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郎平把她的目标说得很简洁：“只要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中国女排近几年最受关注的赛事，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特别是在出师不利情况下，对阵巴西女排的比赛。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7日，里约马拉卡纳齐诺体育馆。馆里几乎全是巴西观众，呼啊，喊啊，唱巴西国歌，像一场大型演唱会。媒体席上的记者甚至戴上了耳塞。

　　开场只有一束幽微的光，周围昏暗，时任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看不清观众席，但从幕后跑出来亮相时，她便感觉气氛不同。观众在喊，立体声环绕，她觉得“人亢奋到有点幻觉”。

　　中国女排在里约首战负于荷兰队。翻看历史战绩，中荷对战18胜6败，没想到在里约一出场，中国队就碰了钉子。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四的成绩，提前碰上了东道主巴西队。

　　中国队与巴西队8年里交手18次，18连败。作为2008年和2012年两届奥运会冠军，巴西队此次在小组赛中五场全胜。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对中国队收起了笑脸。

　　比赛前一天，姑娘们照常列队跑步。年龄大的几个球员，早就知道以后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了。年纪还小的队员说：“我们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在一起打球了，就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场球、最后一堂训练课来练。”

　　训练结束，助理教练开始给排球撒气，“如果明天还能再来训练，我用嘴把它们吹起来。”

　　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提出想跟女排姑娘合个影。郎平犹豫了一下，“因为不想强化告别气氛”。那张合照中，所有人都笑了，除了朱婷。

　　朱婷那时已是中国队的得分王，对手猛攻的点，压力很大。她记得：“在奥运村，每天都有捷报，咱们的团拿了金牌、银牌、铜牌，不像大奖赛之类，最后才到金牌。那种感觉，也是无形中的压力。”

　　午饭过后，郎平故作轻松地邀朱婷去走走，她拒绝了。

　　“我跟她是打同样位置的，也参加过奥运会，也是主要得分手，关键时候确实会给自己很多压力。”郎平说，“可以看出来朱婷真的笑不出来，整个脑子都是在想比赛，跟她开玩笑，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怎么想的：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就感觉她整个人都绷着呢。”

　　训练结束后，朱婷收到郎平的一条短信：“朱婷，我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但你是最让我骄傲的一个。今天站在场上，你就是最棒的一个，加油。”

　　这位教练极少给队员发信息。屋里没人，情感内敛的朱婷看完就哭了。

　　打巴西队之前，郎平告诉队员，因为胜算不多，放开打，“咬它一口是一口”“你巴西队想拿冠军得过我中国队这一关”。

　　她告诉队员，20世纪80年代，老女排夺得“三连冠”，打的全是东道主队。巴西队想的是冠亚军，压力更大。“虽然巴西队确实比我们强，但我们必须冲出来，持续给她们压力，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她们自身一定会有波动，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那晚，徐云丽把零食拿出来，大家边吃边聊，有什么说什么。有的小队员直接问大队员，那么关键的发球为什么会失误啊？“没大没小的！”但所有人都敞开了心扉。

　　直到事后，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这场比赛或许展现了排球最极致的一面。巴西女排在所有的数据统计中都优于对手，几乎每一分的胜负都如此差之毫厘；而在巴西球迷锲而不舍的嘘声中，郎平手下的这批年轻球员如何承受住了从未间断过的压力，几乎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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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若琪站在对战巴西队的赛场，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球。“大家一起打球是一种缘分。今天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补位，你最后一次帮我传球。”

　　“我们那时候已经那样了，没所谓了。”1995年出生于排球世家的张常宁只说了三个字——“就是干！”

　　龚翔宇站在替补席上，喊得撕心裂肺。“你想想，那个时候，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中国队第一局大比分输了，巴西队势在必得。第二局开始，刘晓彤和张常宁上场，局势大为改观。“我没想到姑娘们表现得这么好，我就告诉她们，上去就给我像老虎一样，咬她们几口。”郎平说，“最后到了决胜局，巴西队的发球都倒转了，相比第一局时那种子弹一样的发球不知差了多少，证明她们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刘晓彤，中国队的第四主攻，在第二主攻张常宁去打接应的情况下，顶住了主攻位。“光想着往前冲，没想过怎么往后退。”刘晓彤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张常宁感觉自己打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好的一场球，当时不觉紧张，事后回看录像时，手心却在冒汗，“到现在都没有那时的手感”。她记得，进场时没看到中国国旗，一得分，国旗全部亮出来了。

　　当中国女排连续拿下第二第三局后，巴西队的球员慌了神，脸绷得紧紧的，挤不出一丝笑容，身经百战的谢拉、塔伊萨也开始主动失误送分。

　　比赛拉扯到第五局决胜局。谢拉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赛点。张常宁说：“那完全不是她的水平，训练中让她发10次都不会失误，那次偏偏就失误了。”

　　14∶13，中国队领先。当巴西队发球时，郎平突然叫了一个暂停。

　　“当时想让大家静一下，把思绪拉回来，因为机会来了，往往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时候更要专注在球上，而不是去考虑结果，因为比赛的结果瞬间可变。”郎平说。

　　“郎导先跟月姐（魏秋月）布置了一下最后一个球怎么打，然后转向我，让我准备后攻。我看了看月姐，发现她已经在看我了。直到暂停结束，到我们上场，在主裁判吹哨示意对方发球之前，我们俩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对视，一直对视……”

　　事后朱婷回忆，她跟魏秋月“确认过眼神”。

　　“那是我打球以来第一次在场上感觉心跳得咚咚的，就快要炸了的感觉，因为那一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果然月姐给了我后攻，其实我的上步、起跳，包括挥臂那一下，都是有点发硬的，但是我很坚决，这一分我要！”

　　加油声在球落地的一刹那收住了。转播镜头下，一位巴西小球迷的大眼睛淌着泪，捂脸在妈妈怀里痛哭。屏幕上还在闪烁着电子版的五星红旗，一秒钟之后，出现了一位身披巴西黄绿色国旗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人跑向坐在那里的巴西队主教练吉马雷斯。

　　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稚嫩的孩子紧紧拥抱了5分钟。当时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主教练的儿子。

　　英国广播公司说，这个小男孩的眼泪似乎提醒了我们，你不需要知道那些细节来领略比赛的魅力。有时候，一场比赛所牵动你的，仅仅是它就像人生中必然会经历过的一样，你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但是胜利仍然够不着。未来某一天，他或许能明白，这也是竞技体育美好的一面。

　　赛后，郎平在新闻发布会的一角换下已经湿透的衣服。她对记者们形容中国队的逆转：“人快死了嘛，精神状态肯定不一样。”

　　她往后看了一眼，“退一步，万丈深渊。”

　　快要离开时，她对记者说：“不要因为胜利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郎平认为第二局的逆转是整场比赛取胜的关键， 6∶11落后时，她的心态没有出现波动，“我当时叫了暂停，跟队员们说，别急，咱们一分一分地追。”中国队追到15∶16。“巴西队的节奏其实已经被我们打乱了。”事后看来，巴西队在丢掉第二局后，自身出现的波动，给了中国队反超的机会。

　　一位资深体育记者说，中国女排是三代才培养出的“贵族”，经历过浮沉，每逢大事有静气。“三大球里，别的项目为什么不像女排这样为人称道，因为他们没有胜利过，不知道冠军的滋味。”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小组赛首战荷兰队便失利，在回奥运村的大巴上，郎平没说话。晚上开全队会，让大家总结是怎么输的。队员们列举了挺多原因，比如对方扣下来特别快，自己扣球紧紧巴巴，打死一个球很兴奋，没打好又犯嘀咕……

　　“对手是渴望胜利，我们是认为自己应该胜利。”郎平总结说，“比赛中我们有一点不如意就对现实不满，而对手满不在乎，非要咬你一口！”

　　小组赛输了荷兰队之后，中国队与它在半决赛再次碰头。体育馆外，两支队伍的球迷相遇了，荷兰队支持者对身穿中国团队服的助理教练说，“我们第一场就赢了你们，我们赢定了！”

　　助理教练淡淡地回话：“中国女排从来不会在一次比赛中输同一个对手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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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里约奥运会的周期从2013年开始。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中国女排有9年没有尝过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滋味。那些年，姚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美国男子职业篮球的热度带到中国；李娜在网球场上尽显霸气。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主场负于美国队，是近些年里国人记忆最深的败仗之一。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成了举办奥运会的东道主。48岁的郎平以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身份回家乡征战奥运，和中国女排隔网相望。

　　美国女排淘汰中国女排，是北京奥运会期间最受瞩目的时刻之一。中文互联网上有人愤愤不平，骂郎平是“汉奸”“卖国贼”，有人说她“实现了个人价值，失去了国家价值”。

　　那次比赛后，郎平跟她的朋友、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通电话时说，比赛结束后，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体育馆。她没想到，很多人冲她喊“加油”，没有遇到谁指责她为什么要赢中国队。

　　后来，美国女排打决赛时，全场观众都为郎平的球队加油。

　　“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带队回到家乡，我换了一个角色体会日益走向强盛的中国，更具包容性，更与世界接轨。”郎平说。

　　郎平经历过的中国人最想赢的年代。1981年，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中国队七战七捷，登顶世界冠军，实现中国三大球的历史性突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追赶世界潮流，中国人敞开国门难掩自卑，适逢女排扬了国威，全国上下都被女排“点燃”。次日，国内几乎所有报纸头条都在报道女排夺冠。《人民日报》头版《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评论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当时红极一时的杂志《大众电影》，1982年3月的封面照片，就是女排队员周晓兰和电影演员龚雪的合影。一有比赛，工厂、学校、家庭，全都围着一台小电视，敲脸盆鼓劲儿。

　　郎平曾经总结，当时的中国女排，让国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人行”。

　　老女排队员姜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时不敢出门，一出去就有人要签名。当时照相机不多，人也比较含蓄。追星的大多是日本球迷和香港同胞，有能力也有钱，跟着比赛全球追。

　　姜英在2018年年初回国，时隔30年与郎平再聚，彼此都改变了不少。15人的微信群成员有了各自生活，也有人永远离开了。移民澳大利亚的姜英，仍习惯性地把中国女排的微信公众号置顶。

　　她小时候练排球，每个人要写决心书，最后一句话都是，“为中国三大球翻身作贡献”。

　　分管过体育的国家领导人贺龙有一句话众所周知：三大球上不去，死不瞑目。

　　那时，老女排的早餐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一块黄油和一份牛奶。后来姜英不做运动员好多年，都不想再碰这些食物。

　　出国比赛，坐飞机时间稍微长一些，主教练袁伟民就让她们去机舱后面练蹲，只争朝夕。有一次比赛输了，姜英要哭出泪来，教练让她不许哭，赶紧憋回去。“要有尊严地走出去。”

　　郎平记得有一次连续练了7个小时，“不吃饭不喝水，练完之后，两个膝关节都是肿的。”7个小时的概念，是连续扣了1000多个球。

　　一次，一个男教练站在高台上扣球，前排拦网判断错了，那球啪地打在郎平脸上。“当时我觉得脸不是疼，而是‘爆’了。后来一看，瞳孔都放大了。”

　　她的右手小拇指，当年拦网被打骨折，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变了形。医生给郎平做手术时，发现她的膝盖已经老化到70岁的水平。当年幼小的女儿向她跑来，她不敢抱她，怕接不住。

　　福建东南部小城漳州见证了女排姑娘们的汗水。那里从清末就有了排球运动，因为气候适宜，中国女排把这里选为集训地点。训练基地是一座有6块场地的竹棚馆，双层竹片夹上竹叶为顶盖，多根竹筒合并为柱当梁，地面则以细砂和白灰、红土混合压平夯实。

　　那时组织群众义务劳动，仅用23天，就盖起了三合土的竹棚馆。一下雨，姑娘们一滚就是一身泥，煤渣划破了她们的手肘、大腿，揉进伤口里。

　　“每天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醒来以后身上没有太疼的地方。”郎平说。

　　86岁的中国女排漳州训练基地接待科原科长顾化群指着老物件介绍，南方潮湿，队员换下汗水浸湿的衣服，就搭在竹筐上，罩在火上烤干。没地方洗澡，隔壁的工厂让出时间段给女排姑娘们，这叫发扬风格。

　　4

　　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中国队打塞尔维亚队央视转播的收视率超过70%，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两倍。

　　决胜的那个金球，是惠若琪打下去的，就在24∶23的赛点。当时，张常宁发了一个好球，对方直接垫过网，惠若琪早有准备，起跳打了一个漂亮的探头球，慢动作下，她的肌肉在来回震荡。

　　“当时我脑子挺清醒的，不要打太狠，不要碰网，找没人的地方打，要抖手腕儿！这些要领平时训练时郎导说了太多次了，都印在脑子里了！”

　　看球落地，替补席上的队友跑上来了，惠若琪愣了一下，才确认：我们是冠军了！

　　她1991年出生于殷实的家庭，父亲是老女排的粉丝，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让她去练排球。父母要求严格，觉得打球是青春饭。后来家里给了她两三年时间，“看看是不是这块料”。

　　并不是只有苦孩子才练体育，这个殷实的家庭充分尊重她的选择。参加国家队试训时，惠若琪第一次去食堂吃饭，老队员、雅典奥运会冠军成员冯坤对她说，“就吃这么点啊，再拿两个馒头，下午练得很累”。她忽然觉得以前在电视机里看到的人，现实生活中跟自己说这么温暖的话，有些激动。

　　惠若琪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拿了第五名。最后一场球，惠若琪打得要虚脱了。“中间有很多机会，自己没把握住。队伍输球后，心里有一点害怕，陷入自我怀疑。责任已经大于喜欢了，打球没有那么开心了。”

　　自我否定、情绪低迷，打击她的还有伤病。她的左肩关节脱臼，埋了7颗钢钉，拉肩时她快把教练的衣服撕裂了。“肩黏住了，把它再撕开。”当时队医和教练都受不了，两个男人到门外去哭。

　　在备战世界杯的关头，惠若琪突然查出心脏有问题，要做手术。“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难受了，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我说我不做了，我这球不打了。”

　　射频消融术，就是从动脉处插一根导管，一直进入人体的心腔，用导管内的电极放出电热能，烧掉那些“短路”的心肌。但是，这个手术没法保证不复发。因为有些潜在的“短路”暂时不会发作。

　　手术的过程，惠若琪是清醒的，她躺在那里，感觉自己“心脏要炸开，完全不受控制了”。

　　她在手术台上昏了过去，靠电击，“啪”地醒了。全身抽搐，她痛哭，挣扎着问医生手术成不成功，“尽管太难受了，但只要你告诉我手术成了，至少是值得的。”

　　手术后的几天，她早晨起来刷牙，心跳得都特别厉害。休息了3个月，才开始正常运动，比以前练得更凶，来与别人持平。

　　惠若琪的父亲说，“咱老惠家的苦都让她自己吃了”。

　　作为队长，她缺席了2015年的世界杯。那次中国队时隔多年夺冠，队友把她的队服带到领奖台上。等她手术完，回归队伍，“我还是队长，但我是那个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拿过世界冠军的人。”

　　“我一度相信天道酬勤，我相信有足够的努力就会有回报，但那段时间，我不信了。”她苦练了那么久，最后没能参加大赛，每天在家里哭。家人甚至不能安慰她，一提这事就满脸泪。

　　她恢复训练不久，心脏疾病症状再次出现。进行第二次手术，还是就此退役，她又一次面临选择，“我打了这么久，还要不要坚持，还去不去奥运会，做完手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她当时去找郎平，说自己不想打了，哭得稀里哗啦。郎平听完之后也哭了，说还有5个月，再找医生会会诊，还有希望，再给自己一次追梦的机会。

　　还没有穿着国家队的衣服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她最终决定再试一次。“我当时确实做好了上手术台下不来的准备，所以把手术推到了生日之后。”

　　她庆祝了两次25岁生日，吃了两次蛋糕。

　　在里约，制胜球落地后，惠若琪放声大哭，汗水使她的头发弯曲着贴在脸上。她先是捂着脸抽泣，埋头在队友的肩上，后来干脆仰起头，毫不掩饰地嚎哭。摄像机收进了哭声，世界各地的人都听见了。

　　那晚回到宿舍，大家给家人打电话。惠若琪的妈妈带着哭腔，说她爸爸躲在屋里，根本不敢看比赛，太揪心，怕她倒在球场上。

　　夺冠后，女排姑娘们在场地里疯喊，一路跑回休息室，路上见谁都喊，进到休息室里又挨个儿抱，有谁进来就一起喊：“当当当当，我们是奥运冠军！”

　　朱婷已经记不得跟谁拥抱过，也不记得自己都说过什么，印象很深的就是换好领奖服，站在过道里等出场领奖的时候，魏秋月对她和龚翔宇说：下届看你们的了！

　　“我们手拉手走向领奖台的时候，真有那种全世界就只有我们12个人的感觉。”杨方旭说。

　　“没有在异国他乡响起中国国歌更让人骄傲的事情了。”张常宁说，“决赛时中国球迷很多，全场大合唱。”龚翔宇因为太兴奋，调起高了，唱破了音。

　　坐车回奥运村的路上，很多队员在研究金牌，有人不小心掉地上了，赶紧拿起来，问能换一个吗，是不是有点掉漆。

　　回国后，刘晓彤第一次遇到这样盛大的接机场面，保安手拉手从人群中为她们清出一条通道，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扔来一束花，正巧抛到她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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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里约奥运会是郎平再次接触中国女排队员。她面前是一群90后了。朱婷生于1994年，生性腼腆，身为家里的第一高度，每次回河南老家，那些晒在房顶的老玉米就归她往下拿了。

　　她2013年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加成年组国际比赛，广播里介绍2号朱婷时，观众席上掌声寥寥。第一个球扣死得分，她习惯性地按国家青年队的庆祝方式去跑圈，又被老队员拉了回来，国家队的庆祝方式是拥抱。

　　1997年出生的龚翔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想去现场看北京奥运会，妈妈说学业紧张，“下届奥运会你还小，下下届奥运没准自己去参加了，不用买门票！”

　　教练郎平接手国家队时十分犹豫，排管中心再三邀请，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让助手订好了第二天从北京离开的机票，但追加了一句：“票要买成可退的。”

　　老女排“三连冠”，郎平拿了7000元奖金自费留学美国。那时中国人的使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中国打基础的时代，年轻人迫切渴望进步，了解世界。

　　在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郎平的环境里，她安安静静当了几年穷学生。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中国女排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只拿到第七名。郎平在3年后决定回国执教，率中国女排拿到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

　　但将近20年过去后，她的姐姐郎洪说，“这位郎导岁数是大了，以前作个决定一咬牙一跺脚的事，现在跟拉抽屉似的，一会儿拉开了，一会儿又关上，我看这事不到最后一刻，郎导这抽屉推推拉拉没个完！”

　　果然，前一晚关上的抽屉，又在次日拉开了。郎平接下了任务，2013年5月，新组建的国家队进行第一次集训。所有队员都在期待那位明星教练以何种形式出场。

　　郎平早早来了，叫着运动员的小名，送上调查问卷：说说你的性格特点，谈谈你的技术特点，你认为国家队在里约奥运会周期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什么，你能为球队作哪些贡献，你希望教练在哪些方面给你更多帮助……

　　她全面启用新人，从各省队征调队员组建“大国家队”，耐心调教。她抠细节、强度大，能力强的先练完就能下课。有队员说，“她告诉你怎么练以及这样练的原因。突然发现，我怎么还有这么多要学的？”

　　惠若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每周有两天连练10个小时。晚上8点训练完之后，8点半吃完饭，8点40分进馆，练到晚上10点。治疗、洗澡、睡觉，差不多已是夜里12点了。第二天早上7点一刻起床再练。

　　有一次准备大奖赛，球员状态欠佳，郎平罚防守。大家以为罚单边防守，10个就结束。没想到直到累得已经爬不起来，郎平才开始计10个好球。很多队员回忆，那是练排球以来最累的一次，“防守的人都是被扶下来的，没有人能站得住”。

　　国外执教一圈后，郎平带回先进的机器和科学的训练方法。她注重饮食，叮嘱运动员要多吃蔬菜，时常在饭点转到她们身边，看餐盘里有没有绿色。她第一次训练完瘦弱的朱婷，就送了她一盒蛋白粉。

　　她不过分限制运动员的自由。1995年第一次回国带队，每隔一两周，郎平鼓励队员去看看电影，或者带她们去打保龄球。一旦走出国门，就招呼着队员参观名胜古迹，给她们时间购物。在她看来，优秀的运动员应该了解世界，有综合的素质，生活里不该只是打球。

　　“我不反对她们跟男朋友联系交流，正常的交流沟通是好事，但是要有度，适可而止，手机、iPad我都不收，你一晚上不睡可以，第二天没精神不行。”郎平说，“我相信到国家队的队员这点控制力是有的，她要是真没有这个，你能指着她成大器、拿冠军吗？”

　　里约打荷兰队最后一个球结束，小姑娘龚翔宇看了一眼比分，进决赛了！她抱着郎平哭成了泪人。

　　“小组赛发挥不那么理想，心里憋着一口气。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比赛上，对于每个球都充满渴望。”胜利之球拍在地上的一刹那，她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因为这场球，我往台阶上又迈了一步。”

　　面对同一个对手，两次结果全然不同，龚翔宇觉得促成转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看你有没有定力和坚持，坚持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永不言败。”她眼里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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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排在里约夺冠后，英国广播公司曾评价：小组赛负三场，以小组第四出线的中国女排在淘汰赛中将三个强大的对手巴西、荷兰和塞尔维亚一一击败，而且，每一场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多年前，有外媒提到中国女排输球后的眼泪时说，“那种哭泣是让人害怕的。”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周苏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人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站在台上、背上写着CHINA、眼里含着泪水的感受。

　　退役后，魏秋月与助理教练袁灵犀举行了婚礼，郎平看着穿着婚纱的魏秋月开玩笑说：“好久没训练了。”

　　台下一众穿着时尚的女排姑娘。她们像所有年轻女孩那样，爱美，喜欢社交软件，谈轰轰烈烈的恋爱。敷面膜，追星，喜欢漂亮衣服，但并不好买。即便喜欢，也因为职业原因，很难去做长长的美甲。

　　惠若琪因为身体原因在2018年退役。球迷为她准备了999朵玫瑰和11层的蛋糕。有人说，即使我有第二个青春，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惠若琪了。

　　她读体育社会人文学专业，“以前书本上说体育是最高的娱乐，人类越发展，体育才被发掘出更多可能性，丰富人的生活。”她说，体育是完整的，不仅有夺冠和开心，也有失败和泪水，受伤的惨痛。

　　惠若琪认为，不是夺冠才有女排精神，而是不管处在高峰还是低谷都不会放弃。中国女排是“长期主义者”。

　　“对输赢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郎平在一个论坛上说，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同样将去争取胜利。“我们打的是人类精神，只要做了努力的尝试，输赢算不了什么。”

　　她重申了那个从未改变的目标：升国旗、奏国歌。

　　（慈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马寅《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

　　何慧娴、李仁臣《巅峰对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