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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武汉神经末梢

发稿时间:2020-03-18 04:05:00 作者:张均斌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月29日,武汉,一名身着志愿者衣服的老人拎着一袋子药品,经过“武昌首义广场”一组纪念辛亥革命的雕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武汉这座城市每天需要增加3000张病床,相当于每天要建成3家三级医院。有十几天时间,洪山区梨园街道新世纪社区党委书记刘婷都要面对床位的供需矛盾:辖区3104户居民把她当成了“救命稻草”,她的电话从早接到晚,求助的、批评的、感谢的,基本都是为了那一张病床。

  突如其来的疫情里,社区成了居民外出就医的必经环节,也成了人们情绪直接的宣泄口。这些工作人员,见到城市由最初的慌乱到恢复秩序,也见到了人类在紧急状态下的种种应激反应。

  恐慌

  江汉区民族街龙王庙社区党委书记杨茜记得,1月23日武汉“封城”消息传来后,她所在的工作微信群里立即“炸了”,有的同事因为自己咳嗽,非常害怕,还有人担心万一自己跟居民接触得了病,再传染给一家老小。

  跟普通居民一样,他们也是从新闻报道里,才知道病毒“肯定有人传人”;他们也四处寻找口罩,并为总要与人密切接触而忐忑不安。

  刘婷说,当时社区工作人员一上班就要接电话,手机、座机不间断地响,有向他们要口罩、温度计的,有让他们帮忙买药的,也有发热后要求送医的。打不通电话的人直接涌向社区,上来就痛斥的也有,急眼了还拍桌子。

  新世纪社区统计居民发热情况的表格上,数字直线上升,“每天至少二三十例”,刘婷说,居民只要觉得身体不舒服就会马上找社区,虽然事后发现大部分人没有感染,但当时,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社区每天将表格上报给政府的最低一级机构——街道办事处,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等待通知,安抚居民。

  1月24日,社区的压力进一步升级了,武汉市决定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服务。社区负责全面排查发热病人,并将病人送至社区医院对病情进行筛查、分类。对于需要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救治的病人,由社区安排车辆送去就诊。

  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区党委副书记李霞记得,有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跪在了社区门口,哭着说儿子发烧“快不行了”,马上要去住院。工作人员赶紧上报了情况。

  两天后,街道办事处回复,可以先将病人送到酒店隔离。再联系时,那位病人却拒绝了,说当时只是有些不舒服,微微发热,已经好了。社区医院给他做了各种检测,发现确实没有问题。

  但李霞说,为这一位病人,他们前前后后沟通了20多次,上报催促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刚开始很多,“真的能感觉到当时大家恐慌到了极致”。

  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王涯玲注意到疫情的严重性是在1月初。武汉市早期通报的41个确诊病例中,有一例就出现在百瑞景社区。她记得,那位患者1月初就从金银潭医院康复出院了。随后,区卫健局工作人员来到社区,让社区对患者一家进行“包保”,要求患者家属居家隔离14天,医生要每天上门量体温。

  这件事让她对疫情提高了警惕。为此,他们取消了原本要举办的社区“百家宴”活动,也取消了面向社区孩子的寒假托管班,建议居民尽量不要出门。他们甚至1月28日就关闭了小区的多数出入口。

  但是,更多社区当时缺乏准备,只能在后来的工作中打“补丁”,又苦于人手不足。等到2月11日武汉市对所有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时,有的小区一时做不到封锁所有出口,居民出入如常。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在武汉市截至2月9日的“大排查”中,他们用尽全力也只排查了8000多户居民中的2000多户。

  等待

  外面交通管制,医院拥挤不堪,为了能从社区“排”到一张床位,不少人跑去哭诉求助。

  “如果我家×××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类似的话,刘婷不知听了多少,早已经“免疫”了。她理解,大家都很着急。

  让她格外难过的是那种“无力感”。她接到过一位女儿的求助电话:母亲属于疑似病例,2月1日去世,还没等到确诊,第二天父亲和哥哥又发烧了。

  刘婷立即把这户居民的情况上报。等待的过程中,患者情况越来越糟,那位女儿几次在电话里哭到失声,刘婷觉得自己也要“崩溃”了。

  为此,刘婷与街道办事处领导打电话时也嚎啕大哭。她觉得自己这么卖力地在为社区做事,但是缺少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坚持不住了”。

  那几天,刘婷因扁桃体发炎也在发烧,但她不敢对任何人说。“我必须要撑住”,她说,自己一遍遍打电话询问居民的身体情况,一次次做表上报,就是希望表格上的数字每天减少一些,可是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没有床位,真的没有床位”。

  那位打电话求助的女儿,是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教师,原计划回武汉探亲一周,没想到最后送走了双亲。她后来在隔离点第一次见到了刘婷——刘婷当时因为与感染者接触而被隔离。她手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帮助过自己的社区工作人员。

  在这封整整齐齐的信里,她感谢了曾陪她痛哭、为她家人跑前跑后、自费帮她购药的人。其中一位社区“网格员”,得知她未感染时发出的“爽朗笑声”,让她觉得“仿佛一束阳光照入我黑暗的心中”。

  “好久没听到笑声了!这笑声给予了多大的温暖是无法言明的。”她说。

  她还说,这些天,自己流的泪是最多的,说的“谢谢”也是最多的。“父母离世,家就没了!心中痛楚万分,但我仍强迫自己提起笔,写下这封感谢信,因为我要记住在这艰难时期,你们给予我的温暖和支持!这将是我余生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等疫情危险解除,我一定要抱抱你们。”这是她表达的愿望。

  求生

  为了“抢”一张病床,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王涯玲每天零点左右都会守着工作群,街道工作人员这时候会告诉大家今天有几张病床,早早准备好患者资料的社区书记们会马上“抢”这几个名额。

  “病床只有这么多,那肯定是先到先得了。”王涯玲说,当时床位紧张,分配下来,一个街道少的时候每天只能分到3张病床,多的时候也只有10张左右,远远不够。

  一个家庭三口人全都感染,两位老人都70多岁,向社区上报时,父母将儿子的病情描述得更为严重,等了5天,儿子有了床位。

  没想到儿子刚住下,第二天,父亲自己就呼吸困难接受抢救了,最后没抢救过来。社区工作人员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后悔。“老人一开始可能是撑着,看到儿子住进去了,心情一松懈就垮了。当时让老人先住进去可能就好了。”

  据多位社区工作人员反映,当时拍肺部CT、做核酸检测、住院等都要等待,六七天能等来一张病床是幸运的。

  为了一张病床,武汉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市长热线、举报电话、微博求助……李霞也建议居民通过各个渠道求助,“我们最后真的没办法了,说不定你反映了以后,事情能够解决得快一点。”

  有居民投诉后,上级派人到社区了解情况,李霞说,只要你们能够尽快把病人安排好,我认罚。

  江汉区民族街和平社区副书记汪沛记得,1月26日,两位70多岁的老人被儿子送回这里的一处旧宅隔离。他们CT显示双肺感染,当时算疑似病例,排队等待核酸检测。两位老人看上去精神状态就不太好,生活勉强能够自理,还通过社区联系购买过食物。当时社区人手不足,14个工作人员面对着900多户居民,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早晚给老人打电话,询问一下情况。

  据汪沛回忆,2月1日早上,他们拨通了男主人的电话,老人答了几句就挂了,下午再拨过去,无人接听。工作人员上门一看,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转机

  曾有一个居民拿着一份文件来找杨茜,上面写着防疫期间龙王庙社区所配备的公车数量,4辆,用于病人转运、购买物资等,每辆都有车牌号。

  杨茜愣住了,“我们一共就收到两辆车,一辆还是和隔壁社区共用的。”她询问街道领导,对方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她印象中,那段时间,大家都在“打乱仗”。各种文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出很多承诺,但基层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床矛盾”。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报,武汉从1月23日封城开始到2月9日提出“应收尽收”(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共有确诊患者16478人。而中国疾控中心后来的回溯性研究发现,仅1月21日-31日10天内,武汉就有26468人发病。

  那段时间,杨茜只有一个念头:要把病人送出去。她恨不得随时做好准备,把病人往医院送,即使一时不能住院,“医院门口出了事也能马上得到抢救”。社区书记之间也不断交流打听着医院的消息。

  她所在的社区,有个80多岁的患者一直没有排到床位,她安排人陪着老人在医院门口守着,等了近8个小时,才有了留院观察的机会。在医院“留观”,只能坐在小板凳上输液,但她认为,“留观总比在家里等强,总有一线生机。”

  杨茜遇到最棘手的一位患者是位50多岁的男性,本身就患有红斑狼疮,再加上新冠肺炎。“治红斑狼疮的医院不治新冠肺炎,治新冠肺炎的医院又不治红斑狼疮。”

  那位患者肺炎属于轻症,红斑狼疮更严重些,当时想找医院先治疗红斑狼疮,可是非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知道他发热,就拒绝了,而由于是轻症患者,他又在定点医院排不上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

  后来,方舱医院建起来了,大量轻症患者从定点医院转入方舱医院,这位患者才住进了医院。

  在这些社区工作人员看来,转机出现在建立方舱医院之后。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推动下,武汉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2月5日,第一家方舱医院启用。

  刘婷说,此后,社区的患者要么进了医院,要么进了方舱,要么去了隔离点,她工作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求助的电话少了。从人们的语气里,她能明显感到情绪的变化。

  “一开始每天都有居民打电话来问,哪栋哪楼是不是消毒了呀,怎么没有闻到消毒水的味道?看到隔壁家贴了封条,又会打电话来问各种情况,他怎么还在家,我连窗户都不敢开怎么办呀……”李霞每天都会把最新的疫情通告发到社区居民群,群里就会“炸锅”,人们在猜测最新确诊的病例究竟出自哪户,有没有出过门,有没有和自己接触过……

  现在,微信群里这样的讨论少了。对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最大的难题变成了“保供”——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刘婷说,封城时,他们就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和困难人群提供特殊照顾。等到2月11日,武汉小区全面封闭,团购的巨大需求涌到了社区。

  政府安排了超市与周边社区结对。每天统计、采购、分发是巨大的工作量,社区前一天统计好居民的需求,第二天一早就去超市打包,然后再一户一户分发。

  一些居民会主动帮忙做事。李霞说,大部分居民都很好相处,有的会在居民微信群里帮忙张罗,知道是特殊时期,谁家若是需要点什么,大家都会相互匀点。

  在几乎每一个小区,封闭之后,一种消费需求尤其迫切——买药。为了给一些病人买药,社区工作人员凌晨4点就去定点零售药店排队取号。

  “像我们这药最全的汉口大药房,有几天只放30个号,我们凌晨4点去的时候,就只能排到15号。”杨茜说,大家都知道药的重要性,不敢耽搁,有的工作人员为了买药甚至在药店门口过夜,买到一批就送回去一批。

  龙王庙社区负责帮居民买药的是社区副主任白玉姣,时间长了被大家称为“白医生”。白医生原来也不懂药,买多了就成了半个行家。杨茜说:“什么病需要什么药,需要多少剂量,哪种牌子的药更好,白医生都一清二楚,大家经常打趣:白医生,今天问诊了吗?”

  随着疫情形势的转好,居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多样化、个性化,团购的菜要更便宜、更新鲜、更多品种……社区书记们知道,这些多元需求的增加,表明武汉正在从“非常”走向“正常”。

责任编辑: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