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12月21日消息，父母兄长去世后，老李家只剩了李树杨一人。父亲走时留下了一套尚未交付的拆迁安置房，想要拿到房钥匙的李树杨遇上了难题：如何证明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在公证处不给公证，民事诉讼又找不到被告的情况下，李树杨通过行政诉讼，将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和镇政府诉至法院，并提交了派出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亲属的死亡证明等证据，但一审法院认为，这些不足以证明李树杨“我就是我”的主张，法院一审驳回了李树杨要求交房的诉求。
李树杨不服上诉。昨天下午，北京一中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将安置房屋交付给李树杨。
唯一继承人却无法继承
李树杨今年38岁，小时和父母以及哥哥住在门头沟圈门。昨天下午开庭前，李树杨向记者介绍了自家情况。1985年，李树杨5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李山将他与哥哥李树木抚养长大。
“1999年，我爸向村里申请了一块地并盖了新房。”李树杨说，就是这块地及房子在后来的拆迁中，得到了安置房。2012年6月，李山与门头沟区政府房屋征收办以及门头沟区龙泉镇政府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李山获得了两套安置房。
“其中一套两居室很快交付，但另外一套一居室是期房，我爸在2015年6月选了房，但没有拿到钥匙。”李树杨说，“我父亲在同年的12月去世，半年之后，我哥心脏病发作离世。”
李树杨说，哥哥因残疾生前没有结婚，亲人走后，家里只剩自己一人了，“按理说，我应该继承我爸这套没拿到钥匙的安置房。”
房子建好之后，李树杨去领钥匙，却被告知不可以，“原因就是我没法证明我是我爸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多方奔走仍无法证明“唯一”
证明“我是我”，李树杨首先想到了公证处，但是，在李树杨提供了派出所、居委会等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公证处仍拒绝为李树杨办理“唯一合法继承人”的公证。理由是，李树杨应该找到自己母亲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舅舅和姨，让他们签一份放弃主张安置房权益的承诺书。
“我妈去世都30多年了，我和那边的亲戚早断了联系，况且这房子是1999年我妈去世后父亲申请的，和我妈以及她的兄弟姐妹没任何关系。”李树杨说。
既然公证处不行，李树杨又想到了法院，希望通过一纸判决书来证明“我是我”。但是，李树杨又遇到了问题：要打遗产继承官司，家中已没他人，我该告谁呢？
经过多方打听，李树杨又回到法院，他提起了行政诉讼，告的是门头沟区政府房屋征收办以及门头沟区龙泉镇政府，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向自己交付安置房并以自己的名义领取钥匙。
无奈打官司 一审被驳回
在这起行政诉讼的一审中，为了证明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李树杨向法庭提供了四份证据。
一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李树杨父亲李山的全部家庭关系情况：李山的父母、妻子均已死亡。二是李树杨哥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哥哥未婚无子女。三是李树杨父亲和哥哥的死亡证明。四是李树杨自己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自己的婚姻情况。
一审中，两被告均称根据李树杨提供的证据资料，无法确定其是否为李山唯一法定继承人。
一审法院认为李山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真实有效，李树杨作为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但是法院同时也认为，李树杨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李山的唯一合法继承人。2016年12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树杨的诉讼请求。
李树杨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改判：有关部门应交房
在二审期间，北京一中院向派出所、民政局以及档案馆等单位查询了李山、李树木的户籍、婚姻登记信息，未发现李树木的婚姻登记信息。截至开庭前，尚未发现存在与上诉人李树杨处于同等地位的法定继承人。
昨天下午的开庭中，被上诉人门头沟区政府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对此不持异议。
“在李山已经死亡的情形下，上诉人作为其继承人，可以代为主张李山享有的合同权利。”本案主审法官赵锋说，“但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李山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该法定继承人亦有权向李树杨主张涉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有权要求与其共同分割该部分利益。”
北京一中院遂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上诉人李树杨交付涉案房屋。
判决结束后，李树杨称“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他也感叹，“心里也很沉重，想拿回自己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一判决最能保障当事人权益
“在责任社会和责任政府的大环境下，可能很多单位不愿意担责，怕出错，当事人找谁去呢？”庭后，主审法官赵锋表示，这套安置房后续还面临办房产证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当事人需要的是一份权威的司法判决，来帮他确认权利，没有这份判决，他的权利就没办法实现。
“这起案件属于‘行政协议’案件，是一种新类型的案件，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本案可以为同行提供一个参考。”赵锋说，与民事协议案件双方法律地位平等不同，当事人与政府签订协议，政府往往是比较强势的一方。
“经过多方讨论，我们认为这一判决结果是最稳妥、最能保障当事人权益。”赵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