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那段遭遇，对于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来说，仍恍若昨日。
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不到2年间，有约4万名中国人分169批被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抓到日本做劳工，而时年14岁的李良杰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李良杰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他倚坐在沙发上，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向北京时间记者口述那段历史。往事虽已遥远，但在李良杰口中仍绘出了犹如电影《军舰岛》一般的场景，只是有时话刚说到一半，剧烈的咳嗽便随之而来。
李良杰在向北京时间记者口述历史
“现在大部分劳工都不在了，都死掉了。”说完，李良杰长叹一声。
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刚刚开启时，在世受害劳工数量还有5位数，而如今已剩下不足200人。即使算上无差别轰炸、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不同类型的受害者，受害者总人数也已不足千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却仍旧漫长。
当地时间12月14日上午11点20分，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重庆大轰炸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承认重庆大轰炸历史事实，但驳回诉讼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请求。而在此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30余起诉讼亦均以败诉告终。
“看来这个官司要长期打。日本律师慢慢都老了，中国劳工也慢慢都死了，都得有接班人。我们这个年龄不允许我们长期的坚持，但索赔又要有长期(打下去)的准备，所以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接下去。”李良杰说，“我对未来有信心。”
代号“6”的14岁劳工
李良杰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年被带走时的情景。那一天，是1944年中秋节的前两天。
“我不是叫日本人抓了，是村里要人，叫我父亲去当民工。我说，‘那不行，我父亲这么大年纪了，他走了，我们家的活谁干?我去吧’，那个保长就说，‘你这个小家伙还挺孝敬的，行啊，那你去吧’。”李良杰一边说，一边模仿着保长的语气。
日本人的汽车就停在地头上，在地里干活的李良杰被直接轰上汽车。这一次，和李良杰一同被“要”走的共有20多人。
当时的李良杰所不知道的是，就在此前，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日本东条英机内阁早已颁布了所谓《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1942.11.27)，以支持全面爆发的太平洋战争。
《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相关历史文件(采访对象供图)
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日军、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或直接抓捕，或通过欺骗和胁迫手段强掳劳工。被掳劳工大多数是农民，也有医生、工商业者、八路军和国民党士兵战俘等，年龄从11岁直到78岁不等。
被轰上汽车的李良杰随即被送上火车，先是到北京后被捆送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接着又再次被送上火车，捆送到天津塘沽码头，并由此被送往日本。
“塘沽(劳工营)都知道那是死亡地带，在那不能超过7天，超过7天必死无疑。”李良杰解释说，劳工们吃的是发霉的窝头，又没有水喝，只能靠尿液维持，因此很多人还没到日本就病死了，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大轱辘车”拉着尸体送往万人坑填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志愿者孟惠忠告诉北京时间记者，据日本方面的相关数据，当年被抓的中国劳工在到达日本本土之前就已有2000多人死亡。不过，对于这一数字，李良杰并不认同，因为仅他所知的一次劳工暴动，就死伤无数。
在第五天的时候，李良杰踏上了日本货船“黑潮丸”号。不过，在这段航程的另一头等待他的，是比死亡还要令人折磨的痛苦。
在日本福冈三井田川矿业所的工地上，李良杰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6。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外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和生病即意味被遗弃等死的恐惧。而对于14岁的李良杰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不到希望。
李良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问一个韩国大叔来了多久，得到的回答是7年。在一排房子里，李良杰看到了垛了无数层的麻袋，有的麻袋破了，里面漏出的是人的骨灰。李良杰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最后的结局，除了死，没有回去的日子了。
李良杰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信，托人转给北京的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在这封20多年前的信中，李良杰这样诉说自己当年的痛苦：“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如此痛苦地活着……于是我又转了一圈，找了一个悬崖下面全是乱石堆的地方，觉得肯定能摔死，就准备从这儿跳下去。我一心想死，我一定要死。”
李良杰最终被难友劝下，不再想死，但还是一样想家，一样整夜的哭。
李良杰当年托人转交给童增的材料(采访对象供图)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苦熬13个月的李良杰和他的难友们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时刻，“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坏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万岁!祖国万岁!”。因战后航路不通，又等待5个多月后，李良杰才搭乘美国军舰回到祖国怀抱。
如今，李良杰的信已经被收录到“童增书简”中，作为成千上万名中国受害者的亲历记录，成为14年抗战历程以及日本在二战时所犯暴行的铁证。而在“童增书简”中，类似的信件，还有近万封。
事实上，正是童增把李良杰带上了对日索赔之路。1993年的某一天，李良杰在报纸上看到了童增的“万言书”，这让他激动万分。
李良杰坦言，其实自己原本早已放弃了索赔的念头，但1984年日本政府的一个表态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它(日本政府)不承认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入’中国。”
“日本人不讲道理。抗战那十几年，全国都受害，我个人受害更惨重。14岁就被他们抓到日本做劳工，饿死饿活、累死累活。我必须得让日本承认他们的罪行。”李良杰说，是童增让自己找到了方向。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把童增称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童增2003年在日本法院为中国劳工出庭作证(采访对象供图)
在被问起这一切的缘起时，童增起身给北京时间记者拿来了一份已经发黄的报纸。这份1990年4月17日出版的《报刊文摘》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了这样一篇文章：《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
“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提出赔偿呢?”童增说，那一刻犹如醍醐灌顶。
在埋头资料几个月后，童增写出了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在这篇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文章中，童增把“战争赔偿”和“民间受害赔偿”进行了区分，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只提到为了两国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并没有提及个人赔偿。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童增跟记者解释说，“这其实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
1991年5月，《法制日报》在醒目位置刊发了童增的署名文章《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内容为“万言书”)，引发巨大反响。随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对这一文章进行了转载。
1992年3月，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贵州团人大代表王录生和安徽团人大代表王工领衔共计70名代表正式提出《关于向日本国索取民间受害赔偿》等2个议案，并被列为会议第七号和第十号议案。
据童增回忆，王录生在读过童增的万言书之后，决定 “不要乌纱，也要进言”，因为如果当时选择忽略，此生良心难安。而很多代表知道了，也主动要求联署。
在媒体、人大代表等各方的推动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大幕就此拉开。
像李良杰一样的受害劳工以及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大屠杀受害者、无差别轰炸受害者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战争受害者及家属就像找到了大海中的灯塔，他们或发来信件、或者干脆踏上了寻找童增之路。
童增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采访对象供图)
甄国田就是在这时找到童增的——他的岳父正是日本企业的受害劳工。
“那天晚上我们在经贸大学门口见了面，童增跟我谈了应该对日索赔的事，并指示我先联系劳工。”20多年之后，甄国田仍旧记得当时为之振奋的激动心情，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也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为了联系劳工，甄国田干脆关掉了自己在县城经营的建材商店——尽管商店的效益非常好，仅一年多就挣了6万多元。如今的甄国田生活拮据，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由童增赞助。但提起当年关店一事，甄国田仍不后悔。
从1992年到1997年的5年间，甄国田走遍河北省保定、唐山、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广大农村，历尽千辛万苦，联系了数千名劳工，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夯下了最早的基石。
“1992年那时侯交通很不方便，农村不通汽车，100公里之内的，我就骑自行车，100公里之外的，我就先坐汽车到县城，再租自行车去农村。”甄国田回忆说。
不仅条件艰苦，甄国田在寻找劳工的过程中也没少碰壁。因为不熟悉，有的劳工怕他是“歹人”，不让他进家门;还有的劳工说日本肯定不赔，不愿参加起诉，他只好白跑一趟。如今聊起这些往事，甄国田仍不免委屈。
“自带饭盒”的日本律师
不过，连童增也没有想到的是，对日索赔远比寻找受害者要更加艰难。
在写出“万言书”之后的三年中，童增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都未能破局——即便是他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的索赔书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后来总结：从 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无人理睬的时期。
就在对对日索赔一筹莫展之际，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的出现让童增再次看到曙光。
小野寺利孝(采访对象供图)
1994年，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来华访问，随团访问的小野寺经日本共同社记者介绍见到了童增。这一年，小野寺刚满53岁，初次见面即向童增表示：有决心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会面的结果最终落实成一份由童增和小野寺两人各自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和“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辩护团筹备委员会”签署的确认书。其核心内容即由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按照日本法律，只有本国律师才可代理他国受害者参与诉讼。
在小野寺的组织下，一大批日本律师纷纷加入，整个律师团人数超过300人。
时至今日，在被问到在漫长的对日索赔之路中最令自己触动的事情时，童增脱口而出：“中国的受害者能够到日本法院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告上法庭。谁能告外国政府?过去没有这种意识。”
1995年6月至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冈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以及哈尔滨731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联合诉讼的起诉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就此打响。
67岁的志愿者朱春立女士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日本律师团的感受时，用了“眼前一亮”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前，她曾在东京的日本公司工作多年，在她的工作环境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日本人。
“来打这个官司的，大多是在日本司法界有一定影响的律师，这一点让我挺吃惊的。虽然日本律师团是老中青组合，但还是以岁数大的律师为主。”朱春立说。1997年，她第一次以翻译的身份介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1994年8月5日童增和小野寺签署的确认书
“最典型的京都诉讼的主要律师几乎都是老人。现在至少有一位已经去世了，其他律师还在不在世我也不清楚。像畑中和夫就是京都立命馆大学的法学教授，此外还包括当年日本法学会的会长。”朱春立跟北京时间记者举例。
而让朱春立尤其感动的是，这些日本律师都是“自带盒饭”。“这是一个老词，意思是没人管你饭吃，先甭说挣钱了。于是我也感动了，那我也就‘自带饭盒’。”朱春立说。
曾经有人估算，这20多年来，以小野寺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已为此自掏腰包数百万人民币。
此外，日本律师团还带动了不少日本市民团体加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动中来，为中国受害者募捐。据相关人士透露，很多中国受害者前往日本参加集会或者诉讼的机票甚至食宿费用都来自于此。
无一胜诉的索赔诉讼
朱春立手中一份用日语整理的对日索赔诉讼时间表，清楚的记录了20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所有诉讼。
北京时间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在日本法院提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近30件，涉及大规模有组织屠杀平民、细菌战、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各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哈尔滨731活体实验、重庆大轰炸、永安大轰炸……这些写在表格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史料(图片源自网络)
“小野寺一定要把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即便是劳工诉讼。因为他的目的不光是为这些受害者讨回公道，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就是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朱春立说。
朱春立说，小野寺通过诉讼认定事实、再用事实推动国会立法的做法早有先例。
“小野寺最早的一个官司就是一个日本小女孩掉到臭水沟里被淹死的案子。”朱春立举例说，“他最初接这个案子谋求的不是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而是因为臭水沟会淹死更多的人。这个官司的结果就是政府立法，所有的臭水沟都盖上了盖子。”
“所以，小野寺代理中国受害者诉讼从来不是着眼于诉讼本身，而是着眼于通过诉讼去改变国家政策。”朱春立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所以说小野寺不光是律师，他其实也是政治家，有一种政治的眼光。”
不过，令小野寺也没想到的是，所有索赔诉讼最终均以败诉告终。
童增曾作为证人站上日本法庭，他跟记者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三菱公司等在内的加害企业的代理律师坐在一排，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我说什么问题，他们都是临时性地翻卷宗，答非所问，完全不重视。”
“可能有的案子在一审或二审时胜诉了，但一到终审，就无一例外的会败诉。”童增说，日本法院给出的原因主要有3种：已过诉讼时效、国家无答责以及《日中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
2007年4月，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作出终审判，虽然认定了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仍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这一判决意味着，此类案件以后几无胜诉希望。
不过，即便如此，部分的中国受害者仍然继续在日本法院进行抗争——重庆大轰炸诉讼就是其中之一。
12月14日，重庆大轰炸二审败诉的消息从日本传来，朱春立并不感到意外。
2017年12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要求日本法院公正裁决(采访对象供图)
“日本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如果最高法院给某类型的案件‘定了一个调’的话，其它同类案件就走得很快了，而且结果也基本就定了。”朱春立解释说，在她看来，这次诉讼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宣传，告知世人这些不能忘却的历史。
事实上，虽然2007年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但在判决书中对相关加害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附言中表示“期待西松建设能够与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通过努力达成最终的和解”。
“其实它是有指导意义的。就是说企业会遵循它继续跟受害者进行对话，大家在法院的主导之外进行协商。法院其实是指出了一条诉讼之外的道路。”朱春立说。
愈走愈宽的和解之路
和解，就是那条诉讼之外的路。
据孟惠忠介绍，截止到目前，中国劳工和日本企业已达成5例和解，具体分别是2000年的花冈和解、2004年的大江山和解、2009年的安野和解、2010年的信浓川和解和2016年的三菱和解，但其中不少都饱受争议。
2016年6月，三菱公司正式向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谢罪(图片源自网络)
谈起花冈和解，李良杰至今仍然愤懑。根据“和解”，日本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性质。而最让李良杰等人所不能接受的是，鹿岛公司完全没有谢罪。
“耿淳(花冈事件受害者)知道了之后，当场就气得晕过去了。到现在好多人都没有领那个钱。”孟惠忠告诉记者，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拒绝接受这一和解。
2009年，安野和解达成时，李良杰在报告会上曾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另一位劳工则站起来反驳：“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李良杰则当场大怒：“你们是叛徒”。自此之后，两人再无交流。
在李良杰看来，索赔的第一要务是谢罪，没有谢罪，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三菱不仅在和解协议中承认了对受害劳工的加害事实，而且就此进行了谢罪。
“敝公司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蒙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地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三菱在和解协议中写道。
三菱公司谢罪文全文(图片源自网络)
当听到女儿阚翠花念出三菱的这一谢罪文时，90多岁的劳工阚顺嚎啕大哭。而此时，在世的三菱劳工已由20多年前的200多人变成了不足20人。
“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听到一声谢罪。‘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钱，哪怕一分钱不给我，只要你给我谢罪，我这心里就舒服了，我这个结就解开了’，其实对于劳工来说，你给多少钱都不如这一声谢罪。”孟惠忠说着不由湿了眼角。
“以前有过一些和解，但没有一家日本企业像三菱这样诚恳谢罪的。之前的和解大部分没有谢罪，有，也是一句话带过。”孟惠忠说，三菱的谢罪表述被认为是和解最成功的地方。
孟惠忠甚至提议把三菱的谢罪表述写入教科书：“你日本不是修改教科书吗?我也要修改教科书，把这些东西编进去，让我们的子孙都知道。日本企业谢罪我们可以原谅，但是日本政府不谢罪，我们绝不能原谅。”
“三菱和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成功，而且未来还要朝这个方向继续走。”朱春立说，“三菱谢罪了，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三菱跟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政府也能有这种共识。”
11月27日，在日本内阁作出《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定》75周年之际，阚翠花代替父亲和劳工闫玉成一起作为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了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谋求劳工问题全面解决的集会。
在集会上，闫玉成高唱《劳工歌》，并向到场的议员讲述了自己在日本做劳工时的悲惨遭遇。
“这些日本议员都说我们以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么残酷，然后就表示，为他们的前辈做的这些事向中国受害者表示道歉。而且说我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影响、呼吁日本政府。”一同参加集会的孙靖律师向北京时间回忆说。
议员近藤昭一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采访对象供图)
日本议员近藤昭一就在会见时亲自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并随后在twitter上写道：今天强制劳工本人、以及为此问题而奔波的律师团和支援者们聚集一堂，一致认为三菱材料公司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补偿和设立基金挖掘真相、调查下落不明的人，要以面向未来的思想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在孙靖看来，包括劳工在内的索赔诉讼，在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教育了很多日本人，包括日本议员。
“日本议员要去做的话，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能够推动政府修改法律，劳工问题就能够得到全面解决。”孙靖说，“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全面解决劳工问题，就等于承认了侵略事实，那离道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永不放弃的坚持
时光飞逝。从1990年童增点燃对日索赔的火种算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已走过了27年。
童增还记得，1994年在签订确认书时，小野寺对他说，自己今年50多岁了，这场诉讼他计划打10年。在2016年三菱谢罪之前，小野寺再次对他感叹：22年了，这在日本都极其罕见。2017年，因相关贡献突出，童增和小野寺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17年5月，律师团会前做准备工作的小野寺利孝(采访对象供图)
“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变成中年人，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变成老年人，当时有点偏老的人现在真的成了可以见上帝的人了。”朱春立感叹，她如今也变成了自己口中的老年人。
日本律师犀川治在聚餐时说的一番话则让孙靖索性发到了朋友圈：
“我们都是在小野寺先生的蛊惑下上了这条‘贼船’，一旦上来了，就再也下不去了，后来才发现，小野寺一直在‘骗’我们。刚开始他对我们说‘5年能打赢官司!’，我们跟着他坚持了5年，官司没打赢，他后来又鼓励我们说‘10年能打赢!’我们咬牙又坚持了10年，10年没打赢，到现在20年过去，官司还是没打赢，我们真是彻底上小野寺的当了，不但‘上当’，而且真心下不了这个‘贼’船了，话又说回来，与国家打官司，哪能是那么容易的事呢?”
在孙靖看来，这些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深深的感慨。
日本律师的坚持也让孙靖曾一度觉得不理解，“他们怎么能那么坚定的走到现在?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可能应该放弃了，但他们还在做。而且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靠谁吃饭。我觉得他们真的有韧性。”
朱春立提起日本律师高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或许能够作为回答。
“有记者就问他，‘你是不是同情他们(受害者)?’他回答说，不是因为同情，日本做了这样的事，作为日本人就要有日本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朱春立说，“他们努力其实也是因为日本需要去正视历史，而他们可能更有一种责任。”
“正视历史其实就是为了构筑中日之间的和平。因为中日之间如果在历史问题上不明不白，甚至一方还在歪曲历史，这个和平其实是不稳固的。可是我们不希望中日之间再有战争，而且也不能再有战争，所以我们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构筑和平。”朱春立说。
孙靖至今还记得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宣判慰安妇败诉时的情景：“日本市民当场就站起来骂法官，真的是站起来就骂。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学生，一边听一边哭。结束之后，坂口律师拉了一个条幅就出去了：‘不当判决’。”孙靖说着，就作了一个拉条幅的动作。
2007年4月，慰安妇案宣判，在法庭外抗议的日本市民(采访对象供图)
孙靖坦言，这些年对日索赔的经历也让自己的一些看法有所转变。因为她看到了一批有良知的日本人，在用自己毕生的努力让日本去正视这段历史。
“日本新泻是非常冷的，过了11月就开始大雪封山，高桥律师都已经81岁了，还有帕金森，他为了信浓川劳工纪念碑就在那里跑来跑去。要知道他跟我妈岁数一样大，我根本就不可能让我妈这个年龄的人自己到处乱跑。” 孙靖说，这让她非常感动。
孙靖的话也让在一旁的朱春立颇为触动：“高桥跟她妈妈一样大，她其实挺动心的，她才说这个话。”
志愿者们在坚持，受害劳工和他们的家属同样也在坚持。
如今，李良杰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近几年来他已开始着手把相关的事由交班给“年轻”人。童增也告诉北京时间记者，掳日劳工对日索赔目前主要是像张山、鲁堂锁、刘焕新等劳工子女为代表的第二代人在推动。
李良杰仍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他的5个孩子每人支持了10万元给父亲，作为对日索赔的活动基金。碰到劳工联谊会开会，李良杰就会给来京的劳工报销路费，“来的时候花1万，就给人家2万”。他在索赔上的投入已远远超过他可能获得的赔偿。
2017年7月，李良杰向访华海外人士介绍自己的索赔历程(采访对象供图)
李良杰说，再多的金钱和精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在他看来，索赔就是抗日战争的继续，因为“日本没有真正的投降，它不承认侵略”。
“我是这样想的，索赔的意义就是要宣传，让世界人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它不承认不行，就必须得打到底。我认为打的过程就是宣传的过程，打的过程就是抗战的过程，你不承认侵略，这事就永远不能算完。”李良杰说。
同样，在朱春立看来，只要努力去做，未来仍充满希望。就在最近，刚刚作完手术的小野寺也在电话中对她说：“中国在快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国，日本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那就得解决历史问题，所以一定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