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丽在审讯室。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是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
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
前些天，当派出所找上自己时，他又一次发抖了。只是这次，是气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己讨生活挣钱，这对年轻人有手有脚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陈毛头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 “为人父母，都是给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恨这两个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有三轮车夫向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嘱咐，“图片一定要打码”“这夫妻对自己都可以这么狠心，何况是我们。”他不放心地打来好几个电话，说害怕被报复。
警察林烜理解这些车夫的担忧。他在调查案情时发现，这对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级，不仅瞄准了三轮车夫这一弱势群体，还逐渐将“碰瓷”地点从郊外调整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利用围观群众压迫三轮车夫。同时，两人分工合作，母亲文丽带两个孩子上车碰瓷，降低车夫的警惕，父亲卢勇则在孩子倒地后出现要价。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100元，50元，20元，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
“从县城一步步辐射到周边大城市，作案轨迹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林烜总结说。
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
卢勇在审讯室。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
什么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
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
因为多次外出“碰瓷”的经历，他比同龄人更加熟悉车站和购票事宜。他先坐火车到宁波，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十分钟。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他当时蜷缩在座位里，眼巴巴地向外望，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怕父母追上来。
他成功了。
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卢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坚称，儿子“做了太多坏事”，四处打架偷盗，甚至找人殴打自己，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他认为，此前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教育很失败，“当然，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文丽的态度更直接，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这个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她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灾难”。儿子和小女儿相比，学习差、四处惹事，还总被学校开除，让他们“不得不求人送礼”，更让这个家“经济落入困难”。
学校政教处主任陈老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小金在学校表现良好，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并未出现打架、偷盗等行为，学校也从未开除过孩子，更没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办案警官刘名府和小金的语文老师蒋老师沟通过，蒋老师告诉他，这学期开学，小金主动竞选了语文课代表，负责早自习的领读和收发作业。一开始小金很不自信，他问老师：“我语文只有30多分，我也能当课代表吗？”
老师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好，你也要相信自己。”
前不久的一次月考，小金语文考了69分，蒋老师看过小金记得满满当当的语文课笔记，他说，小金“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励”。
所以，在一次审讯中，听到卢勇辩解，“碰瓷”的想法是孩子提出来的，自己今天“就是替他顶罪”时，刘名府愤怒了，“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我真想冲过去揍他。”
他绝不相信这对父母不知道，小金已经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每一次过隧道，这个少年都会紧紧抓住座位，闭着眼，浑身发抖。哪怕，这个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车里。
蒋老师不仅担任小金班级的语文老师，也是学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这个从教20余年的老师认为，小金的父母“根本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灾难。“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职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小孩子学习差、调皮捣蛋一点再正常不过了，那都是成长的过程。小金自幼留守，童年缺失父母陪伴，的确有一些留守儿童的通病，但都可以改正、教育，父母绝不该放弃、忽视孩子，更不能因此胁迫孩子犯罪。
只是，这些话他从没有机会向小金的父母道明。在这所以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里，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些“认为孩子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可以”的家长。
身为政教处主任，陈老师遇到过太多孩子悄无声息地离开，“读着读着就走了，去当个学徒，到了十八岁开始挣钱，顺便谈个恋爱就把小孩生了，结婚证都是后来补的。”他告诉记者。
在他眼里，学校能做的太有限了。比如这次，小金突然消失不见了，学校向卢勇询问孩子的情况，卢勇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了。”
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学生频繁的流动是这所学校的常态。
陈老师坦言，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比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有些是产业工人，有时候全球经济形势一个小小的变动，他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变化。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他很苦恼，有时对一个孩子的教育刚开始两三年，就碰上孩子的父母离开，小孩哭着转学了。到了新的学校，这些还处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面对的也许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师同学。这个年轻的老师说不清楚，这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有时候，孩子是跟着父母回老家，有时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聚集地间游荡，似乎唯一不变的，是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运，和那些孩子同样身不由己的命运。
“只能说，时代发展太快了，脚步停不下来，可很多东西没跟上。”陈老师说，“小金并不是极端的个例。”
林煊告诉记者，具体外来务工子女的人数很难统计，他预估“差不多两户就会有一个孩子，一个辖区如果有3万外来务工人员，那小孩子至少会有5000个”。
这位警官处理了多起校园附近的打架和敲诈勒索案件，犯下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