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坐落在安静的居民区内，没有门牌，没有路标。如果不走进去，很难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反传销组织。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常年驻扎在这里，每天和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打交道——上世纪80年代末，传销从日本流入中国，在三十年间不断扩散、变种、分门别派。在无数人被“洗脑”的同时，也有一批人进行“反洗脑”，他们被称为“反传销人士”。
在这场传销与反传销的拉锯战中，双方各自围聚队伍、发展话术与技法，形成两个对峙的江湖。只是相比升级换代日益猖獗的传销，反传销却陷入无合法身份、无行业标准的困境，使得这一行业始终在灰色地带前行。
2017年8月5日，天津静海，写有“蝶贝蕾”字样的笔记。视觉中国 资料
“软硬兼施”
从事反传销工作11年，李旭见过各种各样陷入传销的受害者。
在这栋三层小楼里，一楼吃饭接待，二楼是寝室，三楼办公，最多的时候，来了五六拨求助者，整栋楼里挤了三十个人。
李旭把地下室腾出来，提供给上门的求助者暂住，受害者的家人在一旁看着，将其手机没收，不让他跨出协会大门，“有时候也要采取一些传销用的手段。”但他认为，传销组织拿手机是为了蒙蔽和欺骗，而在反传协会，拿走受害者手机是为了断绝其跟传销组织联系。
李旭以前把自己的办公地称为“戒传所”，主动找上门的传销人员通常都是被家人骗过来的，甚至有被绑过来的。刚开始聊天，李旭会隐瞒自己的身份。很多传销人员被带过来，互相交流，“交叉感染”，更容易知道自己被骗了。
找上门来的几乎都是受害者的家人。李旭提前打好招呼，劝说过程中需要“软硬兼施”，在他那间专门设置的劝说屋里，经常有激烈反抗和半夜哭闹的受害者，曾有人因为反抗被劝说而自残，绝食，撞墙。在他劝说过的人中，有20%的人曾出现过强烈的反抗行为。
遇到抵触情绪强烈的传销人员，不听不聊，李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被人撵赶，甚至被拿刀威胁。
按发源地域划分，李旭把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属于异地传销的初级版，表现为吃大锅饭、睡地铺，条件比较简陋，而且集中上大课。把人控制住了不让走，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大学生居多；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里面的升级版，相对来说来去比较自由，吃住条件比较好，住一些高档小区，主要骗的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左右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
李旭的反传协会有80%的任务针对南派传销。家人和协会成员一起把受害者约到宾馆进行劝说。如果是北派传销，李旭通常采用“钓鱼”的方式，等传销人员邀约家人或朋友发展下线的时候，他在现场蹲点，直到目标出现再将其控制住。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
第二年，李旭开始反传销工作。李旭回忆，2006年，他刚开始反传销时，单枪匹马，跑遍全国各地对传销受害者进行劝说和解救。
同一年成立反传联盟的还有凌云。2006年，他刚上大学，一个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他开始每天查询传销方面的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新闻报道和典型案例。后来，他把收集到的资料发给了这个朋友，朋友才离开了传销组织。朋友向他描述，传销组织里的人都是在校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工人。
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凌云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出发点是防范学校学生的传销。”后来各种各样的人涌进了这群里。
凌云的第一次解救行动是在2008年的“五一”。
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来自山西、河南、山东的家属同时找他帮忙，对方订好票后他就出发。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几个传销受害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家人阻止的时候都采用极端方式，比如喝农药自杀。”凌云回忆说。
最初，每次解救，凌云都是只身前往。曾经在河北保定解救一个在校女大学生的时候，传销组织的人员发现了凌云，派了30几个人在大街上追赶他。
那几年，反传销的队伍还在继续壮大。2007年，工厂老板蒋德胜得知身边一个朋友从传销组织逃离出来后，他开始关注传销的事情，在网上查相关的课程，看朋友的笔记，意识到传销的洗脑“威力很大”。从那时起，他放下厂子里的活儿，加入一些网络反传销的群里，专职搞起了反传销。
另一位反传销人士张东是从传销组织里逃出来后转向的反传销。 2011年，大学生毕业生张东离开传销组织后，掌握了他们的组织结构、生活习惯、运作模式和工资算法的基本漏洞，并加入了一家反传销组织。
解救过程中，他们通过跟踪传销组织里的“领导”，或者根据受害者家人朋友提供的照片来判断位置。定位主要依靠科技公司，他们发给对方一个链接，只有链接被点开，他们才能定位。“我们前期要花很长时间摸清他（传销受害者）的兴趣，再发一个他感兴趣的链接。”对方点开后，他们根据定位在附近蹲守，跟踪疑似传销的人，到了窝点后再报警。
每天，张东的团队通过QQ群，百度反传吧和天涯论坛接到的求助电话有200多个。最快的时候，他花了3个小时就救出受害者；最慢的一次用了21天。
反传销这几年，张东遇到过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孩子做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了，不愿意花钱找我们。”
李旭给深陷传销的人讲解其中的套路。截屏图
“反洗脑”
李旭“反洗脑”的主要目的是拆穿传销里的套路和骗局。
尽管每年劝说和解救上千人，不过李旭心里清楚，很难判断劝说是否成功。“就像医院一样，不能包治百病。”
每次劝说之前，李旭会试图取得对方的信任，并不会提让对方反感的“传销”二字，再讲述自己的经历，打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接着他从数字上的漏洞入手，告诉受害者钱是如何分配，他为什么拿不到钱。再把相关的受害者资料展示出来，“一套流程下来，一般只需三四个小时候，受害者就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和李旭一样，蒋德胜掌握了传销的所有套路。比如进门前先电话通知，是为了防止被外人察觉；组织上层和下层不住在一起，是为了方便分赃等。
从2007年开始，蒋德胜曾在深圳当地五六十个城中村和三四十个小区内，成功对100多名传销受害者进行“反洗脑”。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求助者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传销组织“骗来的都是农村里穷人”。蒋德胜为了取证，佯装求助者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进去传销组织里“考察项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人员和资金规模。出来后，他到当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况，提交了材料。后来，派出所用了两天时间把传销窝点“端掉了。”
从那以后，蒋德胜开始了解保险、直销的课程，看心理学书籍，甚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发现，“洗脑方式都大同小异”，陷入传销里的人都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