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的人来了，商家也眼红了。”这位老板说，很多人原本只有开一间小商铺的能力，也开始四处筹钱，不惜借贷扩大经营，“就是这几年，光客栈便从不到1000家，变成了3000家以上”。

　　这种现象，也直接导致了房租的变化，一些房东不惜临时毁约，要求翻倍涨价，哪怕与租客打起官司。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外地人阿玲来到丽江，租下束河古镇街尾村94号的房东白丽刚家含6间门面的民宅，每年租金5万元，到2026年为止。随后，阿玲将其打造成客栈。但6年后再交房租时，白丽刚不干了，认为很多新房租出去10多万一年，阿玲骗了他们，要求阿玲以后每5年的租金为50万。双方多次商谈均不欢而散。

　　2014年，客栈被烧。白丽刚起诉到法庭，要求与阿玲解除合同。阿玲则要求白丽刚配合重建，继续履行合同。一审二审，阿玲均败诉，并向云南省高院申请再审。

　　今年1月19日，云南省高院裁定认为阿玲的再审申请符合相关法规，指令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目前，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再审此案，最终判决尚未出来。

　　与阿玲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至少10位租客。比如广州律师李开胜与束河和某的房屋租赁纠纷、上海人周某与束河房东的纠纷，等等。

　　这些人，一部分还在坚持等待。一部分，已负债累累，黯然逃离。

　　除了上述这些人，在古城走过，提到房租，几乎询问过的每一家店老板都会告诉记者，房租太高，加上近半年来的亏损，才是导致6月1日“抵制古维费”行动发生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