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图

　　关于“山寨中国”还是“创新中国”的争议，如同最近几十年里关于科技创新是“大繁荣”还是“大停滞”的全球讨论一样，在不同的人眼中，迥然不同。

　　几年前，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美国人雷小山经过观察和思考，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创新的书。那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和创新是不沾边的。但是几年后，当快要完成手稿时，中国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创新案例出现，雷小山只好不断地延后截稿日期，直到不得不打定主意停笔。

　　在中国定居的十多年里，他分别与这片土地上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白领、民工进行交谈，种种记录与调查数据让他坚信：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过渡到了“为中国创新”的第二阶段，并将迈向“为全球创新”的第三阶段。

　　雷小山坐在舞台中间，台上的灯光太亮，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擦掉眉间渗出的汗珠，他看了看坐在身旁的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迪伦·雷迪根。

　　雷迪根在电视上看起来像个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顾忌用尖锐的问题拷问嘉宾。他转过头，雷小山感觉像是一头狮子在追捕猎物。此时，他向雷小山发问：“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迎来创新，摆脱了山寨？”

　　雷小山试图掩盖他的紧张，脑子里回想的是在中国感受到的点点滴滴，是5万份的消费者调查问卷和多位商界人物的访谈。

　　他想起了写作《山寨中国的终结》一书的初衷：最初，他告诉身边的人想写这样一本书，大部分人都觉得他疯了，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和创新是不沾边的。但是几年后，当快要完成手稿时，中国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创新案例出现，比如百度投资人工智能，腾讯发布新的移动服务……他只好不断地延后截稿日期，直到不得不打定主意停笔，不然可能永远也写不完。

　　他想起了去参观的多家中国公司，比如生物科技公司华大基因，这家公司解码的基因组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他还想起了经常去的地方——上海国金中心，这里的苹果公司是全球单店平效最高的一家门店；这里的无数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每日都在进行创新。而这就发生在十多年前，一位意大利投资者和他说的鬼城浦东。

　　雷小山将目光收回，肯定地说：“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走出，目前处于为中国创造阶段，紧接着将会进入为全球创新阶段。”

　　在《解放周一》与雷小山的对话中，这段话他强调了两遍，“中国消费者想要最好的，而且是由雄心勃勃、财力雄厚的中国公司直接开发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公司会成为全球品牌，并迎来山寨中国的终结”。

　　曾经都想摘“低垂的果实”

　　在进入“创新阶段”之前，中国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山寨时期。

　　雷小山一直记得十几年前的那次碰面，在上海一座老别墅里，当时，别墅夹在两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之间。曾经安静的“上只角”社区，尘土飞扬、电钻乱响。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企业家江南春，后者已经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分众传媒公司创始人了。

　　“我要当老大。”江南春直言，当时分众传媒是以广告收入计的中国第二大传媒公司，仅次于中央电视台。接着，江南春陈述了他想让分众传媒称霸广告业的计划。

　　江南春建立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西方的投资者一看就懂——用数码电视在写字楼里播放广告。然而，广告硬件方面，更换广告内容的时候需要工人一块屏一块屏地手动更换，插上新的USB——这如今已经是老掉牙的技术了。那会儿人力成本还很低，用人工手动操作比开发一个自动更新的程序更便宜。

　　在雷小山看来，江南春走的是很多美国广告公司50年前的老路，丝毫没有创新。

　　“在尚未成熟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你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雷小山说道。

　　对政府而言，“低垂的果实”意味着大量可供支配的资源、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和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简而言之，就是“山寨都能赚钱，要那么辛苦创新干嘛”？这也是雷小山眼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山寨。

　　至今，在创业的圈子里还有这么个段子，上世纪90年代末，只要硅谷的一个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成立。

　　雷小山介绍，那时，中国也有一些初创公司，比如搜狐和新浪，但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接着，他举了一家知名门户网站的例子，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通过模仿美国的网站，包装一下后落地中国，就成为了标杆。2000年这家公司IPO之后，创始人赚到了几亿美元，而那时候在中国，一个月薪水有600美元就已经很不错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新有时还会带来麻烦，或者说，有的相对保守的机构会形成阻力。那时，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对雷小山这样说：“为什么要冒险呢？既然已经有这么多机会，从现有的模式里拿一个不就好了吗？”

　　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曾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缺乏创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人“儒家的顺从性”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似乎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

　　雷小山很不同意。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山寨的代名词，在过去的30年中缺乏创新，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剧烈地改变着。

　　转变已悄然发生

　　2004年，雷小山和几位朋友在上海衡山路吃饭，其中有一个瘦瘦的中国男人，叫做王微。一开始，王微是朋友中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一位：他穿着一身黑，含含糊糊地说他从事和纸媒有关的工作。

　　席间，人们都在讨论生活在海外与生活在中国有哪些不同，王微相当沉默；当话题转入创办公司或投资公司后，王微立马挺直了腰板，两眼放光。

　　那时，王微正在考虑开一家在线视频网站。网络视频播放技术刚刚开始走向主流，而他正在琢磨如何利用这项新技术创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2004年，还没有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几年后，这个在线视频分享网站正式成立了，叫做“土豆”。土豆视频的成功对于创业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意识到不再需要靠模仿并采用现成的商业模式，而是去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愿意支持初创公司，更愿意支持拥有开拓性概念的公司。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山寨的消失。

　　伴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十年前正是中国山寨的顶峰。2010年，仅仅在深圳注册和能查到的有关设计和广告的公司就有1万多家，其中绝大部分以模仿、山寨为主。

　　但如今，在深圳，那1万多家做山寨的公司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四百多家。这四百多家公司的年产值大概比原来增长了100倍。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激活和产业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华平投资总经理程章伦曾说：那时，转变已慢慢发生。这种转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行业先成熟再谈创新，而一个行业的成型需要十年。

　　“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虽然他们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更注重创新。”雷小山说，同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写道，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和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经理的陈久看来，那时国内的创新性企业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拿我们公司来说，每年能接到客户订单和需求大约有1万个，但我们每年最多能完成不到1200个，大约只是需求的十分之一。中国创新发展拥有巨大的空间，再加上，创新企业的不断发展、创新人才的连续储备，势能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会排山倒海似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