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迈、载涛、良弼(从左至右)合影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

　　宣统皇帝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开缺回籍，张之洞驾鹤西去，皇族内阁横空出世。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其实，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载字辈儿”的佼佼者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这次出国，载沣还很讲“作风建设”，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

　　正因为有过“海外游历”的经验，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巡逻，在1910年底还派出“海圻”号去美洲慰问侨胞，解决古巴、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在清朝遗老遗少中，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辈影响，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