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理论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1982年，甘惜分（左）与方汉奇应邀到东北教学。

　　“我1954年到北大（教授新闻理论），当时新闻系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摸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长大、革命前线采写经验丰富的甘惜分，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汲取精华，他甚至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追求、发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新闻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对人民负责”“对真实负责”……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甘惜分按往日的经验，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

　　然而，在那个运动频繁、斗争混乱、意识复杂的年代，新闻学学科草创，种种问题尚未定论，许多概念、许多思想、许多观点不免发生激战，尤其当政治大潮裹挟了学术研究汹汹而来时，甘惜分仍始终捍卫着心中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1957年，在第二次首都新闻座谈会上，甘惜分批评了当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观点，此后更是多次批判这种观点偏“右”。他认为，王中的意思是新闻是商品，这个他不否认，但他反对王中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因为新闻更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

　　“这个老兄年纪比我大一点，他没有到过延安，一直在上海，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懂得多一点，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我是在延安长大，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王中并没有抓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回顾往昔的论争，甘惜分细致地解释了自己批判王中教授的原因，声音中充满了平静与坚定。

　　说者无意，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浪潮中，原本正常的学术论争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对王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成为甘惜分心中难以磨灭的心结。“讲老实话，我觉得我当时批判他并没有错，只是态度太尖锐了，这是我应当做的检讨。”

　　然而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仅仅过了两三年，当年的批判者却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方面让甘惜分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冲动和莽撞，另一方面，直率和敢言的性格，也推动着他奋起反击捍卫真理。

　　1960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批判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行，在紧张的斗争局势下，上上下下人人自危。5月，部分激进分子从系里教师的讲义中硬扯出800多条可疑字句加以批判。

　　然而，在甘惜分看来，这些人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甚至无知到把对的马克思主义语句当成了修正主义。出于对这种“左派幼稚病”的反感，他向那些批判者发起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也招致了对方更为猛烈的回击。

　　极“左”者给甘惜分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的帽子。在对极“左”者作出反击的过程中，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武器，充分展现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学者风范。

　　当极“左”者揪住其“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的观点，污蔑甘惜分鼓吹旁观时，他不卑不亢，马上拿出《列宁全集》回击，指出列宁论辩证法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经历，甘惜分依旧傲骨铮铮——

　　“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干部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

　　终于，直到1961年，在中宣部的调查下，甘惜分的观点被肯定，极“左”者的嚣张气焰也偃旗息鼓。在全国都在“反右倾”的局势下，他却勇敢跳出来“反左”，并且获得了胜利，此间的胆量与智慧，实非常人所能及。

　　采访中，甘惜分多次掷地有声地强调：“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种种争论给自己带来的纷扰，甘惜分举重若轻，“我就是这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的”，与他人的争论，也只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科学的规律。

　　正像甘惜分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中诙谐的自嘲那般，几十年来种种遭遇，无非是“被卷进漩涡，呛了几口水，眼见几家欢乐几家愁，自己也成了一只落汤鸡，又打而不倒，死而复生，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说，他甘愿做真理之神的马前卒，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恰恰就是这位新闻理论大家最坚定的精神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