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教育周刊·高等教育·漫谈教育·席酉民④】

　　当下大学普遍遭受社会甚至教职工诟病的时候，大家主要把账算到了大学行政化的头上，于是“去行政化”似乎成为大学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至少在这几年成为教育管理和改革领域的热词。实际上，在教育去行政化的讨论热潮中，“去”一词很值得深思，教育或大学需要行政管理吗？行政管理怎样才算适度？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需理清教育的目标和活动特点、大学活动的组织协调机制、恰当的治理和管理体系等。

　　 高校的职能与活动特点

　　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培育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引领文化，其履行这些功能的主要活动特征是：

　　首先，大学育人过程中的学和教已经从传统的被动知识灌输演进到互动式、主动学习。按照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学习强调意义获取，目的是学习者行为和思想的永久改变；认为学习者天生具备创造力，能自我导向，而不是把学生看成需要定向；教育者要将自己看成指导者和资源；学习尽管始于课堂，但主要发生在学习者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环境的过程中，并最终改变价值观，因此教师和学校要努力创造这种环境。另外，为了应对当代许多颠覆性技术如网络、慕课等挑战，现在许多大学更进一步，开始探索研究导向的教育，其目的不再是教学生简单地记忆知识和理解，而是帮学生学会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强化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引导学生学会终生学习的能力。这种教学互动过程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校重在塑造这种教学环境，并提供充足教育资源。

　　其次，对于研究和社会服务来讲，其探索过程更具有随机性、自发性、涌现性，甚至真理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为了鼓励独立思维、创新精神，刺激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保护教师、学生在教学、学习、研究以及成果发表过程中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不受法律、组织规定以及公众压力的不当干预或限制，学术自由便成为学术机构重要的治理原则之一，包括教师追求学术、传达知识、发表研究成果与研究结论，以及决定教学方式的自由；学生学习相关知识、自己学习作结论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

　　再其次，社会文化是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演化而沉淀形成的，大学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及其新发现是社会文化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这种演进是靠理解、认同、接受、采用等自主选择过程实现的，无法靠行政权力命令和强迫推行。

　　上述几类校园主用功能的发挥依赖大量的各类学术活动实现，而这些活动有极强的自主性、演进性、分散性，为了支持其有效进行，现代大学还需要建构极强的服务体系和支撑平台，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氛围，面向社会各界争取教育资源和有效配置资源，需要与社会建立有效的互动渠道，更需要解决好师生员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后勤服务等等。这些活动无法以学术活动提倡的那种分散、自由、无拘无束的方式进行，而是需要借助现代管理理论和最优实践，塑造必不可少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确保大学基本职能得以顺利实现。

　　因此，大学的基本活动可以粗略地归为两类，以自由、自主、分散为特征和以学术判断为主导的各类学术活动及其以纪律、服从、集中为特征和以权力为主导的相应的服务支持活动，前者需要组织管理上的决策权分散和高度自主性，后者则强调资源的集中调配和各类分散式服务的高效协调。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行不悖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高校的有效运行需针对上述两类活动建立起其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大量学术活动的决策和组织需要符合其分散、自主、自由、自治特点的以学术判断为主导的学术权力，更多强调决策的自主性，管理的宽容性，包括评价上的容错性，因为我们必须允许研究上的失败和试错，且因真理经常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行政决策惯用的领导批示、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等投票机制在这里失效。而代以施行的是自我决策、学术研讨、同行评议、学术委员会判断和决策等，学校大量与学术相关的如学术、学位、教学等委员会的存在主要是广泛听取意见，相互启发，以使学术少走歧途。

　　作为大学，办学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各个学校必须明晰其发展特色、重点、品牌和战略定位，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目标。这时，既需利用上述学术权力进行学术决策如大学特色、专业选择、研究定位、育人模式等，又需要为上述学术活动的顺利运行提供大学的战略指导、获取充分的资源、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完善各类行政服务和运行支持。而这类活动的管理决策机制与学术权力完全不同，不是基于学术判断，而是基于针对学校使命和战略的资源有效支配的行政权力，不再是分散的自由和自治，而是相对集中的服从和整体的协调。此时，战略、规划、人事、预算、权力、决策、执行等管理技术就成为必要。

　　因此，大学的运行离不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那又为什么会演化成遍遭喊打的行政化呢？主要原因是二者边界的模糊和相互越位，既使行政权力过多地进入学术领域而导致学术活动的扭曲，又引发学术权力蔓延至行政领域让资源配置和行政服务低效。

　　例如，目前高校普遍显得浮躁，精力主要放在一些显性指标上，如SCI，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院士、千人、长江学者数等。校领导和大教授们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这些资源的获取过程中，而没有集中在利用资源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上。究其根源，与国家到教育部、到学校、再到教师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过强的行政色彩，以及资源配置过分依赖按权力和行政级别开展的各类“工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