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起，文少卿带领团队用分子考古手段替烈士寻亲，让遗骨“开口讲话”，把无名烈士变成有名字的人。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李佳蔚 编辑 何羽茜(04:08)

　　2026年烈士纪念日前夕，一枚玉兔，让文少卿多了一丝希冀和怅惘。

　　今年夏天，在安徽凤台县板张集烈士墓地开展发掘和遗骸鉴定时，文少卿在一位烈士棺椁中意外发现一枚玉兔。玉兔圆润饱满，留在遗骸肢骨和骨盆之间。

　　“牺牲时，他可能攥在自己的右手。”文少卿说。他不知道，这枚玉兔会不会成为确认烈士身份的一条线索，更难以想象，它曾寄托着这名二十多岁年轻战士怎样的牵挂。

2026年夏天，在安徽凤台烈士墓葬出土的一枚玉兔。受访者 图

　　文少卿带领的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团队，为烈士遗骸鉴定、为烈士寻亲已11年。“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讲起英烈的故事，常常使他眼眶泛红。每一次遗骨鉴定，既意味着希冀，也伴随着怅惘。近代以来，中国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约90%为无名烈士。

复旦文少卿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文少卿直言，他的夙愿是让无名烈士的墓碑上有名字、有照片，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这些年，从山西吕梁、河北肃宁、江西吉安到安徽全椒、海南番群岭，文少卿团队通过科技手段，成功为多名烈士复原容貌、甚至找到亲人，累计收集超1600位无名烈士的DNA样本。

　　今朝盛世享太平，勿忘先烈血染衫。DNA、体质人类学、同位素，这些听上去冰冷的技术，通过文少卿这样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指向了一件温暖而意义深远的事业。

　　文少卿办公室门口墙面贴着吕梁英烈发掘和鉴定的资料。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

　　偶然与必然

　　9月下旬的上海，秋意渐起。中秋刚过，国庆长假将至，文少卿依旧忙得不可开交。前不久，他在安徽凤台县烈士墓地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成果登记造册后移交地方。

2026年9月，文少卿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书柜前。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

　　不过，更多无名烈士遗骸的鉴定仍在继续。实验室里，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高通量基因测序仪等设备，是他手中抽丝剥茧的“武器”，共同组成了寻找烈士身份的另一种“语言”。

　　时间拨回2015年，文少卿走上为烈士寻亲之路，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

　　文少卿原本从事基因组学研究，2015年在朋友圈刷到一位学者说，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腐蚀严重，还受到枪械金属污染，DNA提取工作非常困难。委托机构建议，将这批烈士遗骸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检测。

　　“我看到后坐不住了，中国自己的英烈，为什么不能中国人自己完成DNA鉴定？”文少卿说。在此之前，其所在团队常年研究古代遗骸，在鉴定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这份科研底气，他希望也能投入到近代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中，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经过与同行沟通，文少卿团队接下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的鉴定重任。遗骸样本比预想中损伤更严重，高度降解、高度污染。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独创优化古DNA的提取方法，检测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最终推测了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亲人的家庭带来希望。

　　这项成果在英文版《科学通报》发表，让圈内人开始认识这个为烈士寻亲的青年学者。随后，在2015年至2018年间，文少卿团队依据考古发掘的标准方法，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斗、淮海战役等。一股由内而发的力量推着他，为烈士寻找姓名和亲人。

　　2019年，文少卿迎来一次重要成果。他确认了邹开胜烈士的身份，与其遗腹女DNA比对成功。文少卿至今记得，比对成功的一刻，邹开胜73岁的遗腹女邹西延悲喜交加。“她的心愿终于了了，终于找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

　　这一幕让文少卿久久不能平静。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可能并非只是一项简单的遗骸DNA鉴定。从“无名”到“有名”，一块遗骸背后，可能是一位战士壮烈的一生，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子弹变成了遗物

　　文少卿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不大，他和几个学生、同事共用。因为常年与考古为伴，他们养了金鱼和花草，让这里生气勃勃。书柜里满满当当，许多荣誉证书之间，夹杂着烈士亲属送的小物件，其中就包括“飞将军”黄公略亲属赠送的纪念章。

　　1931年9月，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江西吉安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时年33岁，党组织将其秘密安葬。2022年8月，黄公略烈士疑似遗骸被发掘，后续参与技术鉴定论证并确认其身份的，正是文少卿所带领的团队。

　　2026年4月，文少卿出版了一本专著——《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这本书，记录了2023年其团队在山西吕梁南村烈士墓地，从田野发掘到实验室研究的科研过程。

山西吕梁，文少卿探查烈士墓葬。受访者 图

　　如果把文少卿团队的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吕梁之前，他们更多是作为技术团队参与烈士遗骸鉴定；自吕梁起，他们从烈士发掘到鉴定，再到还原烈士生平故事，开始全面走进历史现场。

　　文少卿回忆，吕梁这次发掘，起于一则烈士后人寻亲故事，其间产生很多感人细节。

　　2019年，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祖辈嘱托，手握当年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等文件，到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祭奠其三叔崔海治（又名崔白奴）烈士。但到达后，崔玉岐眼前只有一片农田，三叔的墓葬已无迹可寻。

崔玉岐来到山西吕梁寻找三叔崔海治烈士墓地，眼前是一片农田。受访者 供图

　　此事受到吕梁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注，辗转委托文少卿团队前去发掘和鉴定。2023年春，该团队抵达方山县南村，对南村烈士墓地进行系统性研究，希望找到崔海治的遗骨，并将南村烈士遗骸妥善搬迁、安葬。

　　“一开始只是希望找到崔玉岐的三叔，确认崔海治烈士身份，并为烈士遗骸整体搬迁安葬。”文少卿说，但这项工作很快超越单点寻亲，成为一次关于烈士墓地的综合研究。“我们希望通过DNA鉴定、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析，复原吕梁烈士革命场景，解码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历史。”

　　经过8天作业，他们发掘出49具烈士遗骨，从M1至M49进行了编号。除了一枚刻有“王志荣”字样的印章，其余48人到底是谁，生前经历了什么，都无从得知。

　　烈士遗骨鉴定，无比严谨。几十年过去，遗骸中的DNA已降解成很短的片段。文少卿说，为了满足复杂亲缘关系的鉴定，该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为每个样本都检测了124万个位点。这是什么概念？他解释，“一般DNA鉴定使用的遗传标记大概在60个位点以下的水平，我们要测124万个。”测到这个水平，才能满足复杂鉴定的需求。

　　崔海治烈士的身份，很快被确认。经过与寻亲者崔玉岐DNA信息比对，确认编号为M19的烈士就是崔海治。牺牲时，他才23岁。已头发花白的崔玉岐，站在三叔的墓碑前，眼泪扑簌簌掉下来。漫漫寻亲路，他终于找到三叔英魂所在。

崔海治烈士复原像（右）与其哥哥照片（左）对比。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悲恸的，是战士们牺牲时的惨烈。

　　文少卿介绍，长眠于方山南村的，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根据鉴定结果，49名烈士预期寿命只有20.5岁，一些遗骸未闭合的骨骺线，提示着其未成年身份。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位个体下肢骨上发现了严重的感染。

　　许多参与发掘的学生当场落泪。常欣是复旦大学考古学博士生，曾跟随文少卿参与吕梁英烈遗骸发掘。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很多战士骸骨上有弹孔，根据形态可判断，子弹大多从正面打来，有的战士肋骨里还遗留着弹片。“不少英烈才十六七岁，对我来说就像弟弟一样的年龄，当时内心百感交集。”

烈士遗骸上弹孔清晰可见。受访者 供图

　　文少卿说，可以想象，当时这些年方二十的青年，迎着敌人枪林弹雨往前冲锋。“以前我觉得‘铮铮铁骨’只是个形容词，现在我知道，这更是真实的写照。”

　　说到这里，文少卿长吁一口气。他还记得打开这批烈士墓葬时，里面大都只有木质担架，没有棺椁，没有遗物，最多是一些衣扣、皮带、帽檐。“因为没有遗物，留在体内的子弹也变成了遗物的一部分。”

　　最遗憾的事

　　帮助无名烈士寻亲，道阻且长。一次成功的寻亲背后，是难以想象的投入和坚持。

　　文少卿说，从技术上来看，即使隔了几代人、甚至上百年，也完全能通过优化实验方案，鉴定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比如一个烈士几代单传，牺牲时还很年轻，没有后代，就算他有旁系亲属，隔了几代人可能也没有记忆了，很难去寻找和鉴定。”他说。

　　所以无名烈士也可以分为两种，有家人还记得的，也有后人彻底忘却的。文少卿说，后一种情况，可能意味着永远也无法找到烈士的姓名和亲人了。

　　2026年夏天，文少卿团队受安徽凤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委托，对板张集革命烈士墓地和南平山烈士墓葬进行发掘和遗骸鉴定。一件玉兔遗物的意外出土，让团队格外关注。

　　可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仍不得而知。让文少卿耿耿于怀，一直想找到答案的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位烈士牺牲时，会把这枚玉兔攥在手心里。”

　　目前，团队仍在继续寻找他的身份和亲属。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他年龄可能在24-27岁之间，呈典型国字脸，身高在164厘米左右，该团队还特意为他复原了面貌。文少卿说，从DNA线索看，他可能是淮南市潘集区人，离牺牲地凤台很近。

利用DNA和骨骼特征复原烈士容貌，AI还原他手握玉兔的场景。受访者 图

　　这11年来，文少卿心头有不少遗憾，但最大的遗憾与一位守墓老人李庭章有关。

　　李庭章是安徽全椒县村民，许多年里，每当见到村里来的陌生人，他总会问是不是来找“刘排副”的。上世纪40年代，一位被称作“刘排副”的重伤战士来到李庭章家养伤，不幸的是，一周后“刘排副”牺牲了。牺牲前他告诉李庭章，自己老家在山东济南，战争胜利后，希望能告诉家人他埋在哪。

　　那年李庭章7岁，从那时起他一直等待“刘排副”家人寻来。一年又一年，他从7岁等到82岁。2025年，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把“刘排副”的墓迁移到烈士陵园，文少卿参与发掘和鉴定。当工作人员敲开李庭章家的门时，这位老人还以为是烈士的家人来寻亲。

　　文少卿说，当时李庭章有病在身，由他的老伴带路找到“刘排副”的墓地。路上植被茂密、荆棘丛生，文少卿还摔了一跤，身上留下一道血口子。2025年10月前后，“刘排副”DNA比对有了进展，认定他属于吉林省的刘宪军家族，而这家人正是从济南闯关东到的东北。“刘排副”的名字，叫“刘保国”。

　　但命运还是晚了一步。“就在确认‘刘排副’身份前两个月，李庭章老人去世了，他守了70多年墓，就差一点等到结果，这是我十多年工作最遗憾的事。”文少卿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大山深处草木丛生，如果没有守墓人祭扫，“刘排副”的墓可能早就找不到了。

　　真正感知“烈士”二字的分量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90%以上是无名烈士。

　　过去11年，文少卿团队已累计收集了1600多位无名烈士的DNA样本，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役等。该团队还做了疑似烈士亲属的DNA数据库，如有疑似烈士亲属寻亲，采集数据后便收入库中。

　　文少卿担心，随着老一辈亲历者离去，寻亲的烈士家属会越来越少。现在，每次有新的烈士数据或家属数据，他都立刻对这两个库进行比对，尝试匹配。但是，他也知道要帮助更多烈士“回家”，现有的数据库还远远不够，必须壮大数据库，才能提高比对成功的几率。

复旦团队青年学生参与烈士遗骸体质人类学鉴定。受访者 图

　　这几年，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烈士遗骸发掘和寻亲。常欣多次前往安徽全椒、凤台，以及海南番群岭开展烈士遗骸鉴定工作。这个28岁的女孩说，很庆幸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随着战争年代的亲历者慢慢离开，如何帮助人们记住红色往事，是她做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烈士的遗物，包括遗骸上的创伤，能够直接把那段历史拉回我们眼前。”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二年级的穆星宇，参与了2026年安徽凤台烈士墓地的发掘和鉴定，看到烈士墓穴中出土的玉兔、钢笔和墨水瓶等等。“这些遗物让我感受到烈士们曾真实地生活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喜好，有不同的习惯，有丰富的个人感情。”

　　她说，以前更多觉得烈士是无比光荣的称号，但背后的故事并未深入了解。现在从一个个烈士墓葬的发掘现场，她开始正视革命战场的惨烈和创伤，真正感知烈士二字的分量。

　　投身于这项事业绝非易事。文少卿说，烈士遗骸的发掘和取样要经常下田野，甚至去到荒蛮之地，经受风吹雨淋。同时，科技考古对科学素养、实验能力的要求很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情怀。”在他看来，这项工作未必能带来多少文章、奖项，找到一位无名烈士的名字，有时堪比大海捞针，“但哪怕希望渺茫，也要努力坚持下去。”

　　这些年，一些场景时时闪现在文少卿眼前，鼓励他继续向前走。

　　2024年9月，著名红军将领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江西省吉安市举行。文少卿记得，安葬那天早晨，前往陵园路上，沿路全是送行的老百姓，他们默默站在路边，队伍延伸到了山上。

　　一位当地青年握着文少卿的手，情绪激动地表达感谢。当地老百姓与黄公略感情深厚，不少老一辈人加入过黄公略领导的革命活动。这位“飞将军”时隔93年“归队”，完成了许多人的心愿。人们为烈士墓献花时，文少卿看到几只蝴蝶在墓地上空盘旋飞舞，久久没有散去。

　　“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人参与。”文少卿说，“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考古这把钥匙，更真切地体会那些耳熟能详却未必深知其重的历史词汇，讲述烈士故事，传递英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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