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清晨还有薄雾。这是一座山城，县第一小学建在高处，进校门要先爬上120阶石梯。孩子们三五成群地沿着台阶往上跑，隔着老远喊“校长好！”“老师好！”金平县第一小学校长冉红艳一个个应着，偶尔还有低年级的孩子凑上来摸摸她的辫子。

　　这样的热闹，是冉红艳刚当老师那会儿没有的。从边境乡村学校的一名全科教师，到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长，冉红艳扎根金平三十年。其间，她教过孩子，也教过孩子的父母。回头看，她说自己的许多选择，最早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那些年在沙地上画下的线条，那些晚上在扫盲班里教人写下的名字，都是父母教给她的“第一课”。

　　沙地上的画笔：乡村里的“第一课”

　　冉红艳的父母都是老师。

　　父亲话不多，也严肃，曾对她说：“你还是像我们一样做一名老师，能帮助到乡村的孩子。”她记得，父母常把生病的学生、家里困难的学生往家里带，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桌上吃饭，“他们从不怕麻烦”。

　　慢慢地，冉红艳也学会了往家里带人。上小学时，她常把住校的同学领回家。“这些孩子的家大都在周边寨子里，生活不宽裕。”她回忆道。有一次父母外出开会，她带回来一群同学，大家围着桌子吃饭，把家里一罐酸菜捞得干干净净。“父母回到家，丝毫没有责怪我”。

　　1996年，二十岁出头的冉红艳回到金平，在金水河镇期腊小学教书。她告诉记者，那时师资匮乏，一个老师往往包一个班，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科学、音乐、美术、体育，都得教。

　　美术课是个难题。没有画板，没有画笔，没有纸。冉红艳想出来个“巧办法”：带着孩子们走到学校旁边的沙地上，一人折一根枝条，在松软的沙面上画画。

　　“第一节课我不指定题目，让他们画自己心里想画的东西。”冉红艳说，“孩子们没有基础，你指定一个题目，他们反而画不了。”孩子们就画一点简单的叶子、小花，在沙上留下一道道线条，歪歪扭扭，却画得认真。

　　白天教孩子，晚上还要教家长。

　　上世纪90年代，在她工作的乡村，不少成年人从未进过学校。晚上，学校办起扫盲班，教室里常常坐着三四十人。面对连笔都不会握的成年“学生”，她一笔一画教他们写名字。当一位年轻母亲激动地拉着她说“终于会写自己和孩子名字”时，冉红艳深刻地意识到：孩子坐在课堂里，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家庭。

　　因为晚上一起上课，她和家长渐渐熟悉起来。家长从地里摘到一点青菜，也会送到学校给老师；冉红艳则和他们谈孩子，谈家庭，谈怎么与孩子相处。“跟家长接触多了，家校沟通顺了，孩子的成长也会顺一些。”她说。

　　有一次，她发现班里一个女孩连续几天没来上学。问了同学才知道，孩子父母已经分开，父亲觉得孩子没有必要继续念书。

　　刚进门时，对方并不热情，甚至没让她落座。她告诉家长，孩子成绩不错，不能就这样停下来，“如果家里困难，买不了书、买不了作业本，我给她买，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一次次家访后，父亲终于答应了。

　　后来工作调动，冉红艳不得不离开。离开那天，孩子们追着车跑，追过吊桥，边跑边哭，她也跟着哭。“当时我带的是五年级班，如果再多待两年，就能陪他们毕业了。”

　　好的课堂是一遍遍“磨”出来的

　　带着这份对乡村教育的思考，2011年，冉红艳调任金平县第一小学校长。面对这所百年老校，她没有急于“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一个一个找老师谈，老教师、年轻教师，几乎谈了一遍。

　　“你要改革，先要知道问题在哪里。”她说。

　　她最先盯上的是课堂。第一件事，让校委会成员全部回到课堂，她自己上课，副职也必须承担课程。接着启动“青蓝工程”，年轻教师拜师，有经验的教师手把手带，同时给新教师设下“过三关”——先过师傅关，再过教研组关，最后上全校公开课。过不了，就再磨，直到达标为止。她会把师傅一起叫来，分析年轻教师的具体问题，是板书，是教学设计，还是课堂互动。她自己听课也细，一项项抠。

　　“课堂上40分钟的质量很关键。如果教育方式方法不对，那就耽误了这群孩子。过了关，才能站稳讲台。”她停了一下说：“课堂质量不过关，耽误的是孩子。”

　　到今天，只要时间允许，她仍会坐进教室听公开课、集体备课和教学比赛。听课前，她先翻教材，熟悉单元要求、教师用书和新课标要求，把功课做在前面。“我自己心里面都没有，我怎么去给老师提？”冉红艳说。

　　副校长陈亮还记得，冉校长帮他磨一堂课，从早上第一节讲到下午放学，中午饭都顾不上吃，改了一遍又一遍。“当时压力特别大，”陈亮说，“但现在回头看，确实成长了很多。”

　　冉红艳抓课堂质量“抠”得细，但她深知，边疆的孩子要缩小与内地的差距，光有课本知识还不够。因此，在抓好40分钟课堂的同时，她极力推动第二课堂的开设。

　　来到学校后，她陆续组织开设了几十个第二课堂和社团。合唱、鼓号、科技、绘画、刺绣、蜡染……能找到老师教的就尽可能开起来，能添置的器材也尽量配上。

　　到了固定的活动时间，孩子们分头去自己感兴趣的课堂。“会唱的就让他唱，想画的就让他画，爱说的就让他说。”冉红艳说。

　　这样的做法，和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她记得以前出去读书，站起来发言会觉得害怕，后来做了校长，她越来越在意给孩子创造登台、说话、展示的机会。“我希望尽量地让边疆孩子跟内地孩子的差距缩小。”

　　“要给孩子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抱着这个念头，2006年，已在乡村讲台坚守十年的冉红艳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深造。在她看来，只有自身学识扎实、素养过硬，才能给孩子们带去更好的教育。

　　“在云师大读书的四年时光，除了专业知识的系统积累，性格的塑造同样让我受益终身。母校‘刚毅坚卓’的校训，至今仍然影响着我。”提起母校，她语气郑重。

　　让“彩蝶们”飞出山谷

　　金平有个地方叫马鞍底，是“中国·红河蝴蝶谷”，每年五六月，上亿只箭环蝶集中羽化，漫山遍野。

　　金平一小有苗、瑶、傣、汉、拉祜、布朗等十四个民族的孩子，少数民族学生占七成。冉红艳希望，各族孩子像蝴蝶一样在花丛中穿梭，学会团结与尊重，一起“破茧成蝶”。

　　这份期待后来成了学校的“蝴蝶文化”，并拆分为四个字：红、和、蝶、韵——“红”是金平的红色基因，“和”是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家园，“蝶”是注重生态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韵”是各类社团的七彩之韵。

　　学校后来又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中国—赤道几内亚友谊小学。2015年，时值中国与赤道几内亚建交45周年。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在访华期间代表本国政府宣布捐赠一笔资金，用于金平县第一小学的改扩建，以表达对中方长期帮助本国发展的感谢2016年教学楼落成投入使用，金平县第一小学从此有了新名字：中国—赤道几内亚友谊小学。此后，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走进这所边疆小学。

　　最初，冉红艳还担心孩子见到外宾会紧张。“后来发现，紧张的是我。”她笑道。

　　来访者走进校园，孩子们很快就围上去，说话、合影、交流。原本安排半小时的参观，有时一个小时还走不了。

　　2024年5月，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访华期间，在北京与学校师生视频连线。孩子们写了封信，还准备了绘画、刺绣等作品。连线当天，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孩子组成的“彩蝶合唱团”唱起当地的民族歌曲。

　　冉红艳说，自己对孩子的要求并不复杂：“有礼貌，大大方方的就行。”她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山里，也一样可以面对更大的世界。

　　“蝴蝶文化”不仅挂在墙上，更落实在行动中。在学校里，冉红艳始终在解决着具体而细微的难题，只为“让每个孩子都能起飞”。

　　有一年，一位拾荒老人来到学校。她收养了两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孩子已经到了入学年龄，却因为没有户口遇到了困难。她开始帮忙跑相关部门办手续，一次不行再跑一次。后来，孩子有了户口，终于走进课堂。

　　老人去世后，冉红艳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照顾过一段时间。因为自身条件不符合收养要求，她又继续联系，希望给孩子找到合适的家庭。如今再说起这件事，她告诉记者，孩子们已经考上了大学。

　　学校后来建立了更固定的结对帮扶制度。党员、校领导与困难学生结对，持续关注孩子的学习、家庭和生活变化。每到冬天，学校还开展“暖冬行动”，收集困难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微心愿”，有人需要衣服，有人需要被子，有人缺学习用品，老师们一起想办法，一一解决。

　　有同事称她为“拓荒的老黄牛”，她听了却说自己有些“惭愧”。“一个校长撑不起学校发展这把伞。学校能办到今天，离不开每一个老师。”冉红艳说。

　　三十年过去，教育面对的问题已经变了。以前担心没有纸笔，现在琢磨的是兴趣培养、自主学习和科技教育如何进入课堂。

　　所以她仍然不断往外走，也鼓励老师们往外走。只要有机会，就去别的学校听课、学习。她说：“教育不能坐井观天，更不能停下来。”

　　说到上课，冉红艳又来了兴致。“我其实更擅长上课。”她笑着说。学校管理工作越来越多以后，但只要走进课堂，她还是会坐下来听；年轻教师的一节课哪里没有讲透，她还是要“抠”。

　　“我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冉红艳说，“就是要把孩子教好。”

　　山间的雾渐渐散去。教室里，读书声又响起来了。冉红艳站在走廊上，听着这声音，像三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记者 田昕禾 张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