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课的时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刘赫宇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泡壶茶、备课、读书。窗外是一条僻静的校园小道，几棵高过建筑物的老树挡住一些暑气。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经常敲开这间办公室的门，寻求“加餐”，学生们还找他指导竞赛、聊恋爱的困惑、聊入学以后的不适应。

　　这位90后青年教师给学生留下的印象却是“老派”的。2025级德语专业的侯锦芃只用几秒，就能在手机相册里翻出刘赫宇的课堂板书：中央红军如何“四渡赤水”、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变迁……刘赫宇喜欢手写板书，一次课要写满三四个黑板。他对自己的讲课要求是哪怕忘记带课件，也能把3节课的内容自信、顺利地讲完。

　　刘赫宇拥有历史学本硕博完整学术背景，成为思政课教师以后，历史还是他最重要的视角：他秋季学期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春季就接着讲一门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的选修课，两门课接轨，就像在一年里共度漫长的时光旅行。

　　旅行里的每个“站点”，用侯锦芃的话来说，老师做到的不是让他们记住时间、人物和结果，“而是带着我们去思考这些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一步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刘赫宇曾带着学生看电子版的《马关条约》原件，“好几个班（学生）读完后鸦雀无声，我当时也想流泪”。在“1919年5月4日”这一站，侯锦芃说自己读懂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抉择、民族觉醒的浪潮与厚重的时代背景。

　　2022级朝鲜语专业的时子渲遇到了刚工作不久的刘赫宇，“我们这一级的学号只比老师的工号小一位”，她已经保研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课上，她记得刘赫宇讲到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军工企业国营长虹机器厂 ，在改革开放时期“军转民”，转向生产电视机，他提到自己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长虹牌的，后面还讲到2001年申奥成功时刻的“奥运回忆”。“他会引导我们回忆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和国家重要时刻重合的‘个人时刻’。”时子渲说。这门只有90个名额的选修课，2023年报名人数超过了400。

　　刘赫宇刷到过一个网络梗：老师工作了4年感觉像又读了4年本科。他说，要把课讲好的确不容易，上课过程中始终在一种高压状态，紧张着“这20分钟如果不把一个点讲透，进入下一个环节学生就更听不懂了”。3节课连着上对体力考验很大，为了保护嗓子，他不敢在排课集中的几个月里吃辣。

　　刘赫宇在很多场合提到过“挑战”这个词，“我发现学生们不喜欢听简单重复的、低难度的东西，大家喜欢一些有挑战性的，踮脚尖、跳一跳才能够着的东西”。他并不焦虑学生的抬头率，有时候反而要“低头”才好——他把学历史用到的读书班、读书会模式用在了课堂上，有些书目推荐学生自己去读，有些比如《论持久战》等著作，他直接发电子书到课程群，带着学生读几段原文。他还计划新学期专门抽两节课，选一篇著作进行一次完整带读的尝试，“我觉得老师一定要给学生铺好阅读的路”。

　　时子渲在读推荐书目时试着写一些读书报告，这在现在的她看来不算合格的学术写作，但刘赫宇很鼓励，还送她一本《论文写作指南》，这算是她决定去读学术型硕士的源头。她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读书偏好，读了和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相关的书。刘赫宇说，有机会的话，他还想在校内开设一门“学术思维与写作”选修课。

　　刘赫宇一直在寻求那些可以激活课堂的方法——近现代史的很多内容初中、高中历史课都讲过，怎么避免重复？他知道打动人的不是课本上的结论，而是过程。“有时候不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学生听都听烦了，适得其反，怎么会产生认同？”

　　解决问题只能靠更扎实地备课。这五年，他啃下来100本近现代史主要研究专著和数不清多少篇论文，融汇到课堂里。平时出差、参加研讨会他见缝插针地去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遗迹、旧址“现场备课”，课件里的遵义会议会址图片是他自己拍的，到西安学习，他专程去了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的核心旧址之一）参观。上个月，他在井冈山带队开展社会实践时又感觉自己脑中的知识被重构，决定花一个月时间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新备课。

　　刘赫宇在工作之外给自己设置了“4个1”的学年目标：每天学习1小时外语、每天进行1小时阅读和学术写作、每年参加1场学术会议并作报告、每年发表1篇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他从来不是“板板正正，不容挑战”的教师，反而还会揭自己的短，他告诉学生，每个专题他掌握的水平不一样，相比做过深入研究的抗日战争、鸦片战争，有几个专题他讲起来觉得“底气不足”，只能不断读资料、备课。他还为此高兴：“我给2026级学生讲近现代史，和2025级绝对不一样，因为我的认知又提高了，又学了很多新东西。”

　　“现在不光要备课程、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刘赫宇认为，对学生充分了解也是如今走上讲台的重要前提，要了解他们能接受怎样的教学方式，才能针对性地准备内容。他自学了日语，还曾去日本留学，因此对教日语专业学生最有心得。在日文研究著作里，他带着学生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为什么是“十四年抗战”、日军笔下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等，他还把自己研究使用的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介绍给学生。

　　教法语专业学生时，他带着学生回答一个个问题：为什么《新青年》杂志创刊标题印着法语？亲自选址推动成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周恩来，为何曾用过“伍豪”这个代号？给高级翻译学院学生上课时，他讲到率领英国使团访华的近代外交家马戛尔尼，通过其与乾隆会面事件中的翻译错误，讲到翻译如何影响外交。区域国别学院的课堂最热闹，刘赫宇把自己的研究也拿来和学生们讨论。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2025级学生于田坤对课程的原本期待是“听故事”，最终收获的却是如何“读懂故事”的思维方式。他常听刘老师说的一句话是：“学历史不是为了背年份，而是为了培养一种‘长时段’的宏观视角和分析能力。”这一年，他学会了如何阅读史料、如何提出问题、如何用证据说话，这在他的专业里同样受用无穷。

　　坐在办公室里，刘赫宇和学生的聊天一会儿跳跃到书柜里的某一页、某一行历史，一会儿又跳转到学生的语言等级考试、人生规划。他认为，思政课作为公共课，不是为了培养出历史学家，但也不会只停留在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上，它能让学生变得更聪明，综合能力更强，让学生对所学专业、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能够主动贴近同学们的实际发展需求，满足知识和精神价值上的诉求十分必要；思政课的考试考核能真实反映同学们的学习效果亦十分重要。后者不仅要系统反映知识层面的内容，更要兼顾能力甚至价值层面的方向。”刘赫宇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宇龙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0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