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杨月 实习生 李伟豪）近日，由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主办的“共创共建：破局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触达最后一公里”媒体交流会在京举行。

　　“共创共建：破局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触达最后一公里”媒体交流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当前我国0-3岁儿童总量超4000万，其中乡村低资源地区婴幼儿约1500万，儿童早期发展正式迈入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阶段。在国家“投资于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0-3岁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现阶段，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低资源地区仍面临普惠供给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家庭科学养育认知薄弱、多元协同尚未成型等瓶颈，城乡差距与服务质量短板并存。

　　本次交流会聚焦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完善路径，围绕“十五五”政策落地、低资源地区服务供给与质量提升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服务机构的代表与数十家媒体参加了此次活动。

　　政策逻辑迭代：“十五五”期间构建全周期儿童发展保障体系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在发言中。主办方供图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在发言中系统对比“十四五”与“十五五”规划中儿童早期发展相关部署，点明政策表述变更背后的“升级”：“‘十四五’聚焦每千人4.5个托位的硬件增量，解决‘有没有地方托孩子’；‘十五五’重心转向扩容提质，核心是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婴幼儿阶段的一体化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解决‘养育服务好不好’的问题。”她指出，当前0-3岁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存在概念认知不统一、部门管理碎片化等现实挑战。她强调，“十五五”规划相比“十四五”呈现出三大转向：从单纯强调“托位增量”转向“扩容提质”，从优化生育政策转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从单纯强调婴幼儿照护服务转向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她建议，下一步应构建中国特色早期儿童发展政策保障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普惠资源下沉，同时强化以家庭为主、机构为辅的服务导向，注重微观服务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和尊重。

　　实证研究佐证：早期干预规模化面临多项难题

　　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博士后研究员王博雅在发言中。主办方供图

　　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博士后研究员王博雅带来其团队长达8年的农村儿童早期发展随机对照实验追踪数据，用长期实证回应行业核心疑问：短期养育干预能否持续改变儿童成长轨迹？

　　“2014年我们在陕西131个村庄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一对一’入户养育干预，通过每周指导家长进行亲子游戏来提高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干预结束7.5年后，当项目儿童11岁并进入小学阶段时，我们对参加项目的家长和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干预组儿童的认知能力仍显著优于非干预组儿童，可能路径是干预改变了家长的长期养育行为，相较非干预组家长，干预组家长更愿意持续进行亲子陪伴和投入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早期干预项目，其效果在干预结束3至9年后大部分“消退”，我们国家早期干预项目长期效果持续存在的可能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我国早期干预项目持续改善了家长的养育行为；二是我国完善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体系为早期干预效果的长期持续提供了后续支持。

　　她指出，早期干预对农村儿童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在3岁以前接受过6个月早期干预的儿童在11岁时，认知能力仍显著优于未干预组，且家长更倾向于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资源和时间。针对规模化难题，她介绍了两种探索路径：一是“一对五”小组式服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有效改善养育行为；二是“数字化支持”模式，通过App与养育师、儿保医生等一线人员协同，支持家长线上学习科学育儿活动。她特别强调，数字化工具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覆盖面，但其有效使用仍离不开一线养育师的引导和协同，无法完全替代有经验的养育师。

　　公益共建平台落地：

　　打造可复制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养育解决方案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秦伟在发言中。主办方供图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秦伟介绍了“照亮0-3”共建项目的整体框架与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励基金、心和公益基金会、叶氏家族慈善基金、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起，聚焦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落地。针对类似项目成本高、缺乏本土化等难题，项目探索出“三个一”模式：培育一支本土化专业队伍，建立“县级示范中心辐射村镇站点”的服务阵地，构建以卫健委为核心的多部门联动机制。项目目前已在江西石城、婺源和北京平谷三地试点，建成了3个示范中心、60个服务站点，培育66名养育师，预期惠及4500个家庭。项目还提炼出“好服务”的四大标准——可及性、专业性、普惠性、可持续性，并计划推出“育儿36计”短视频等公众教育产品，致力于从“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可持续服务转型。

　　她同时分享了乡村走访真实案例，佐证项目价值：一名11个月的乡村幼儿持续参与社区养育中心半年，从胆怯怕生变为主动社交、敢于互动，充分印证0-3岁早期干预对儿童社交、性格发展的前置作用。“0-3岁服务如同中医治未病，提前补齐家庭养育短板，有助于从根源减少青少年心理、亲子矛盾等方面的潜在问题。”

　　城乡双线：社区扎根与乡村突围的实践样本

　　当下的儿童早期发展，城市社区和乡村正在“生长”出自己的解法。本次活动的“实践探索”环节，童萌亲子园创始人、负责人毛磊与陕西定边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田红艳分享了各自机构的探索。

童萌亲子园创始人、负责人毛磊在发言中。主办方供图

　　毛磊分享了社区普惠亲子服务的实践探索。他观察到，0-3岁家庭亲子需求覆盖率超过80%，而托位数供给仅约25%，普通收入家庭面临“离家远、价格贵”的困境，童萌的解法是：在社区闲置空间中，由1-2名宝妈创业者共同运营，面向0-3岁家庭提供每节课定价不到商业机构30%的亲子服务。机构投入品牌和运营支持，社区提供空间，创业者无需加盟费。毛磊提到，“宝妈合伙人是模式核心，创业者兼顾育儿与收入，不少店单店运营1个月即可实现收支平衡，设备可折价流转，大幅降低创业风险。”目前，童萌已在成都落地70余个社区，全国超过100个，服务家庭超5万个。毛磊坦言，这一模式面临政策配套的现实挑战，期待未来获得更多制度性支持。

陕西定边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田红艳在发言中。主办方供图

　　如果说毛磊解答的是城市中“家门口的便利”，田红艳回应的则是乡村中“有没有人”的困境。目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与家庭的需求，她意识到，早期养育的缺失是儿童问题的根源之一，而0-3岁正是干预最有效的窗口期。2022年，她从零起步，通过宣传动员、送教上门、开设“妈妈支持课堂”等方式，逐步破解家长“觉得无用”和妈妈们“出不来”的难题，目前已服务350余户0-3岁婴幼儿家庭，落地130余场活动，家长满意度达95%，并培养了103名在地志愿者。在她看来，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服务扎根的关键就是“人”。

　　圆桌共议：多元力量如何共筑“好服务”

　　圆桌讨论环节，资深媒体人、善达网副总编辑顾磊担任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徐晓新、北京市平谷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朱衍力、毛磊、田红艳等嘉宾，围绕 “好服务从哪里来？” 这一主题，从角色边界、服务供给与可及性、服务质量等维度展开深入对话。

圆桌讨论环节。主办方供图

　　关于政府、市场、公益三方的角色边界，专家们认为，三方力量要清晰分工，互补协同形成完整供给网络：政府应做好需求统筹规划与政策环境搭建，当好“规划员”和“监管者”，在基本服务兜底和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公益力量擅长模式探索和专业研发，在服务创新和补位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市场则发挥规模化、标准化运营优势，面向中高收入家庭提供多元化付费托育、早教产品。三方各展所长、协同互补，方能形成合力。低资源地区尤其需要充分发挥本地化机构的优势——地熟、人熟、语言通，能够将政策翻译成群众听得懂的话语，同时将真实需求有效反馈，成为打通政策与家庭的关键桥梁。

　　在服务供给与可及性方面，嘉宾们普遍认为，扩大覆盖面的关键在于盘活存量资源、挖掘本地人力潜力。依托基层卫生体系、幼儿园等已有设施做“加法”，降低服务递送成本；同时通过培训赋能本地人才，打造扎根基层的专业队伍，确保服务“留得住、可持续”。针对可持续难题，嘉宾坦言，打通收费机制、保障资金供给、明确职业归属感仍是亟待突破的现实挑战。

　　关于服务质量，讨论强调“好服务”应以儿童和家庭的实际改善为检验标准——孩子有变化、家长不焦虑、家庭更和谐，是朴素的衡量尺度。针对低资源地区服务标准如何落地的问题，徐晓新提出分层标准框架：底层统一遵循国家婴幼儿发展科学指南，保障服务专业底线；上层允许各地结合经济、文化灵活适配教具、课程形式，乡村可就地取材制作低成本早教工具。同时科学性与可及性并重，服务内容和工具应立足本土资源灵活适配，注重服务者的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信息化管理、标准化培训、家长反馈与投诉机制等，是保障质量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