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规范高管行为，提供损害救济

　　人民法院通过规范外商投资企业高管行为，依法为遭受损害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救济。1月2日，在外商投资法施行五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5个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法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保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较快增长态势，引进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各外资项目加快落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显著。

　　澎湃新闻注意到，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前述5个案例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解散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等多个类型，属于涉外商投资企业的常见纠纷，法律争议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很强的代表性。

　　其中，在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通过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同意，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该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公司法规定的市场主体之一，其高管人员的行为同样应受该规定的约束。”最高法表示，在此案中，人民法院准确认定高管的行为构成其与公司之间的自我交易，支持外商投资企业要求高管将违规交易所得归企业所有的诉讼请求，有力保障和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有序发展。

　　案情显示，2013年9月，法国兰某公司与法国、比利时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某公司）。江某担任上海兰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

　　2017年9月，上海兰某公司与澜某公司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澜某公司对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嘉某公司替代澜某公司进场施工，上海兰某公司向嘉某公司支付装修款1,508,323.50元。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但江某未向上海兰某公司报告该情况。上海兰某公司认为，江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与嘉某公司签订合同，将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装修费用转移至嘉某公司及钟某名下，江某及嘉某公司存在侵占上海兰某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诉请主张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江某系上海兰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兰某公司章程未规定准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江某欲促成嘉某公司与上海兰某公司开展交易，理应基于自身负有的忠实义务，主动向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披露其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并直接控制公司的事实，以便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决定是否同意与其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江某故意隐瞒其与嘉某公司的高度关联关系，代表上海兰某公司与嘉某公司进行交易，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遂判决江某与嘉某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2,861.50元返还给上海兰某公司。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管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管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市场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最高法在阐述案件典型意义时指出，本案对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管本人扩大解释至高管人员的近亲属或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管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充分认可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