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出土的坐姿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供图
2012年,秦始皇帝陵园东南部内外城间的K9901号陪葬坑出土了一件坐姿俑,陶俑上身赤裸,下身穿彩绘短裤,短裤的右侧附有一条类似裙摆的饰件。陶俑身上残留白色彩绘。陶俑残高141.5厘米,头部残缺。由于同坑出土的俑多定性为百戏俑,所以大家认为这件俑也应该属于百戏俑。
不过,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件俑的坐姿。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一文中,将人类的坐姿概括为四个阶段:坐地、蹲踞、跪坐、高坐。他认为,“事实上人的身体皆好逸而恶劳:坐具发明以前,就人的身体构造来说,蹲踞比箕踞吃力,跪坐比蹲踞吃力。”
箕踞,类似现代人的席地而坐,臀部着地,双腿自然平放,像簸箕一样。荆轲刺秦失败,临死之前,荆轲箕踞以骂,表示对秦王的轻蔑。《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见他的妻子“踞坐”,直接就要把妻子赶回娘家。
古人对“坐相”的礼仪要求之繁复,远超今人的想象。古人席地而坐,正常情况下的坐姿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这种坐姿又称跪坐、正坐、端坐、安坐。商周时期,跪坐是供奉、祭祀和招待宾客的礼仪。
李济说跪坐时代的结束“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入”,胡床是类似马扎的坐具,清人王鸣盛曾指出“汉末三国坐始有胡床”。汉末兴起一阵胡风,汉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但这种现象被讥为“服妖”,认为是后来董卓拥胡兵劫掠长安的不祥之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进而考证“胡床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都可以寻到它的踪影”,在北齐杨子华所绘《校书图》中就有一人坐在胡床上的清晰图像。
对坐姿之于礼仪制度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可参考的文章很多,此不赘述。K9901号陪葬坑出土的这身坐姿俑,不论是坐于凳子、胡床还是椅子之上,其坐着的特征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作为高坐具的早期事例加以讨论。
秦汉时期高坐的例子,还有如1983年在广州发现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其中一件铜提筒的腹中间刻着4组相近的羽人和船纹图案。每艘船上都有5位“战士”,他们大都戴着高高的羽冠并身着羽衣,威风凛凛。其中一位“战士”坐着敲鼓,坐具上有明显的靠背,不知道是不是椅子一类的坐具。学界没有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凳子、胡床还是椅子的制作其实都不复杂,选择什么样的坐姿更多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宋代理学家张载就说:“古人无椅卓(桌),智非不能及。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
笔者曾经发表过《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椅子发源于西方,其实不止一次地传入过中国,但是未能够很快地在中原地区传播。杨泓认为,“自先秦至汉魏,中原地区人民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室内铺筵,其上再铺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们日常白昼时坐卧和夜间安眠。正确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属不恭,不合礼数。待人接物的许多礼节,也都与席地起居的习俗相联系,并进而形成制度。因此,通过丝路传来的高足的域外家具,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但无法通过传统礼俗的关隘,东传到中原地区”。
杨泓提到,“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是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木椅,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在此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过去,学者们讨论椅子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材料还有敦煌石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椅子,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椅子图像,画面中一个僧人跏趺坐于椅子之上。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种禅椅虽然与现在的椅子样式很像,但用途和宋代以后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中的椅子还不一样。
日本学者藤森照信所著《妙趣横生的日本建筑学》一书中,讲到日本战败,美日在东京签署协议的时候,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闹出的一场外交风波:“在日本世代相传的直接在榻榻米上坐卧,和从欧美传入的椅、桌和床,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第一回合对决中,以欧美方占优势而告终。具体地说,就是日本人作出妥协,在榻榻米上盖上深红色的毛毡,把它装扮成地毯,不知道如何摆放桌子,也勉强摆上,至于椅子,将寺庙里中国式的椅子临时拿来凑合使用了。”
顾涛在《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北齐校书图>中的坐姿说起》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俗与制度结构,在魏晋至唐宋间发生了巨变。从坐姿上看,秦汉以前可称为“跪坐时代”,唐宋以后则为“桌椅时代”,这一转变的中间状态便是“踞坐”的出现。他认为在礼教主义者的观念中,按照膝盖/脚底是否着地为标准,有“跪-跪坐-跏趺”和“蹲-箕踞-踞坐”两个系列的坐姿。这种细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坐姿与礼仪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坐姿俑带给我们的新思考。
杭侃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