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仍在上升积聚，面临各种干扰破坏，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无理打压，中方的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

　　日前，王毅外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直言不讳，强调美方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不要在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踩踏中方的红线。

　　这一系列表态被不少观察人士解读为“话讲得比较重”，毕竟在抵达上海后，布林肯还专门就中方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非市场经济行为”提出关切。

　　（一）

　　常有人言，美国人越攻击中国什么，越说明那个就是中国的巨大优势。

　　前阵子访华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提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却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这些年在新能源领域所做的技术攻坚、产业革新，认识到了中国人的战略清醒与远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与欧盟官员会晤时放言，“在中国非常高效的经济制度面前，我们的经济体正艰难生存。”言外之意，西方经济体系与中国正当竞争起来不是对手，这节骨眼上就“不要讲江湖道义了”。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一向擅长抨击中国制度低效的西方政客，为了拉拢盟友，也忍不住说实话了？

　　这显然不是礼节式地伸出大拇指说“China OK！”，而是“论据为真、结论为假”的迷惑性更强的捧杀。这种有“技术含量”的进攻手段，恰恰证明：一些西方政客并非没有认识到自身在产业、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二）

　　对中国的误读，很大程度源于对自身的认知偏误。

　　美西方骨子里的“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认为西方制度“天命昭昭”“包治百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标杆。

　　尤其是在冷战之后，一些西方国家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也必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基于这样的“有色眼镜”，他们刚愎自用，断言“同时有市场和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迟早要“崩溃”；大玩“双标”，无视自己进行的“国家调控”、出台的“产业政策”，动不动就给中国扣“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自我“赋权”，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没有照抄照搬他们那一套的中国就成了“非市场经济”……

　　但历史和现实却一次次证明，真正有问题的，是西方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资本过度逐利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根本冲突，以及政府监管的严重缺失，也反映出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危害。

　　彼时，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

　　后危机时代，西方经济长时间陷入停滞，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朝何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三）

　　“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

　　如果说西方一直在全世界推销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摆脱了这种迷思，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民情的成功之路，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奇迹——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超120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上升至18%左右；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增长到33036元，增长了190多倍……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引领的超凡实践，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解释范畴，颠覆了美西方的陈旧认知，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样本。

　　恰如“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

　　（四）

　　谈到中国经济的优势、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总绕不开人口红利、低成本劳动力、“世界工厂”等词汇。

　　可在本质上，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在微观意义上表现为内涵于产品之中的成本竞争、技术竞争，在宏观意义上却是制度竞争、战略竞争。

　　世界经济大浪滔滔、波谲云诡，学者们用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迈向现代化的每一步，每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会涉及制度的调整、利益的重组。越是重大的、深刻的改革，涉及的范围越大、利益也越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停车”乃至“翻车”。

　　中国经济增长何成奇迹、改革何以高效？最根本上还是有制度的强力支撑。

　　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长期执政，使我们能够不为眼前利益所干扰，善于审时度势，化危为机。同时，也能为经济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树立中长期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政党“轮流坐庄”、党争压倒一切，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新人不理旧账，政策几年一翻篇，遇事动辄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内耗撕扯，大战略、大工程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经济具有灵活高效的优点，但也存在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在解决关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有明显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有效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75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够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能够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既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效率，又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物质基础和体制保证。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产生个“古怪的想法”：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做一天中国”，是希望“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克服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的制度弱点。

　　（五）

　　除了一些有识之士，那些批中国批得最狠的人，又何尝不是在天天“研究”中国？

　　但从所谓“竞争不过中国”的话语里，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让他们焦虑、狂躁。

　　他们前脚刚大呼“中国威胁”，转过身就大谈“中国行将崩溃”，种种话语看上去虽混乱不堪，但目的其实非常明确，那就是试图通过舆论战、认知战，侵蚀我们的自信，扰乱中国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动摇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话语陷阱，不容小觑。去年2月，美国《战略安全》杂志曾刊文明言：“认知操作可以是扩张的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目标群体的观点、价值观和利益来实现特定的殖民化。”

　　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苏联改革最终失败，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与国家的舆论门户大开，无力回应欧美舆论对苏联改革各种蛊惑性、煽动性与恐吓式的声音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把这一过程总结为：外界的舆论冲击—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情绪—本国反制无力—国内彻底失控—国家解体。

　　（六）

　　古语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竞争从来不应该因为制度不同，就走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

　　如今，冷战结束已30多年，一些西方国家却仍然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零和博弈，习惯于从竞争和对抗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们对新兴力量崛起心存抵触甚至畏惧，认为新兴国家改变了他们的游戏规则，动了他们的“奶酪”。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带动与中国相关联的经济体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中国从没有从谁手里抢走奶酪，反倒是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市场”“全球经济引擎”，中国向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我们从不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消极对抗，在世界经济大船面临西方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掀起的惊涛骇浪时，中国担当愈发成为重要的稳定锚。

　　德不孤，必有邻。

　　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潮，还是各种展会“一位难求”的火爆，又或是当下热闹非凡的“春之外交”，都在表明：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机遇，携手合作才能共赢共进，正成为世界广泛共识。

　　（七）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说，人们之所以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常常是因为自己的愚蠢。

　　那些身体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旧时代之人，正在为这一论断提供新的例证。

　　讳疾忌医，撒泼甩锅，只会使自己丧失自我反思、自我调节的窗口。

　　一意孤行，逆势而动，他们煞费苦心炮制的那些陷阱，也只会成为埋葬自己的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