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考古学家介绍其重要价值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银川7月19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焦敏龙）在今天举行的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高星介绍说，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第1地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模式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构建起了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至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的“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支撑。

新闻发布会视频截图

　　100年前，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东29公里的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首次发掘出总重量超300公斤的石器，以及包括鬣狗、羚羊、牛、犀牛、马在内的大量古生物化石。后来，这里被中国考古学界认定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高星介绍说，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时期内，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数以万计的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及火塘等遗物、遗迹。“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6次大规模发掘，共发现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

　　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是1960年与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进行的。3年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开拓者、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带队对水洞沟遗址发掘时，首次发现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

　　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曾于1980年进行为期38天的联合发掘。那次，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面世。

　　高星介绍，进入21世纪，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到此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为该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他特别提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3年起建立合作后，首次大规模运用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新方法、新理念，耗时近5年时间发掘出水洞沟遗址第2、3、4、5、7、8、9、12地点。

　　“这是一次带着明确学术目的的发掘，为的是廓清水洞沟文化的时代和内涵，摆脱此前对水洞沟遗址单个地点的研究，以区域视角考察水洞沟遗址群的文化面貌。”高星说。

　　高星特别介绍，当年进驻水洞沟遗址的考古队伍，除钟侃和王惠民两位年龄较长的专家外，其他均为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那次发掘，是一次对中国旧石器考古青年队伍培养和训练的发掘。继周口店遗址后，水洞沟遗址考古工作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个人才培养基地，“提高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水平，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在10年前召开的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诸如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地层、年代问题和第1、2地点的人群关系等考古研究学术问题被提出。

　　此后，考古工作者分阶段对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进行发掘工作，2014年至2016年经重新梳理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年代序列，进一步确认了第2地点的地层堆积序列和年代数据，还在多个层位出土鸵鸟蛋皮及装饰品，证明了第2地点古人类已具备复杂的象征和认知能力；2018年至2022年在对第1地点的大规模系统化发掘期间，采集到大量测年样本，出土1万余件包括火塘、石制品、动物化石等在内的遗迹遗物，彻底明确了地层的堆积序列和旧石器文化层的堆积形成过程。

　　 “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动物骨骼、火塘等遗迹、遗物，结合古环境研究的成果，可以窥见当时古人类的生活场景。”高星介绍，当时的水洞沟地区有一片湖泊，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古人类主要通过狩猎采集来获取食物。从出土的尖状器、边削器、端刮器等石器的功能分析，可以推断出古人类猎杀、屠宰、肢解动物的行为，大量的火塘则说明古人类用火加工食物的行为。“第2地点的古人类为了更好地打制石器，用火加热石器原料，使其更利于加工出锋利的边缘，还利用鸵鸟蛋壳制作各种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