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因文学而起的美好遇见

　　莫言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读者内心情感深处的奥秘？王安忆为何选择在作品中删繁就简，弃“文”归“朴”？故乡对于贾平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行超用10年的时间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并将对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访谈内容汇编成《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以对话的形式引导读者轻盈地步入当代文学。

　　通过回溯访谈场景，行超记录下属于作家与作品的重要文学时刻。那些在文学史上各有千秋的文学名家，在与她的对话中，透露出对无穷远方和无数人们的爱，书写着文学的“真正洁白”。“我希望通过访谈这样相对轻松的方式，让更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能够因此对其中某些作品产生兴趣，那就更好了。”行超说。

　　10年文学“报信人”，代替普通读者发问

　　2013年，刚刚硕士毕业的行超进入《文艺报》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曾经在课堂和书籍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一一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通过文字这道特殊的电波，我一面跟随作家进入他们所创造的万千世界，一面逆流而上，尝试走进不同作家的个体精神世界。”

　　收录在书中的13篇访谈，有在报社旁边的咖啡馆里，有在作家的住所、书房、办公室里，还有通过网络得以达成。每次采访，行超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问题，比如对作家作品不熟悉、采访对象不好约、采访计划临时有变等。“这是做记者的常态，不能算是困难，一一处理、解决就是了。”

　　10年的访谈，对行超而言，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学习到了什么，而是忘记了什么，或者说是重新认识了什么。她在工作中逐渐发现，这些作家其实都是非常多样的，他们的创作以及对于文学和生活的理解都有着多种面向，比如“乡土文学”作家也很感兴趣“后现代”，“类型文学”作家反而很“传统”，这些特征是很难被某一个文学概念所概括的。

　　“通过与作家一对一的交流，我不断反思自己此前对他们过于单一的、简单化与标签式的想象，渐渐形成了比较复杂也比较立体的认识，或许这也是我的私人文学史吧。”

　　在行超看来，做一次文学访谈的工作量要比写一篇文学评论大得多，文学访谈不仅是作家的自我表达，更能看出提问者的文学观、艺术观，以及他/她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判断。“文学界有很多比我更资深、更优秀的记者，他们通过报道、访谈等方式，把许多作家作品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借用何平老师的说法——他们是文学‘报信人’。”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有本著名的评论文集叫作《普通读者》，行超对其中观点深感共鸣。无论是做文学访谈还是做文学评论，“普通读者”的身份都应该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它会带给你最直观也是最真诚的艺术判断，在此基础上的文本细读、理论阐释才有意义。

　　“我最大限度地相信作为‘普通读者’的直觉，每一次提问，我都希望是代替普通读者发问；每次作文学评论，我都希望那不只是过于专业化的、看似高深实则无效的文字空转。”

　　深入13位名作家，浸染时代与生活之“气”

　　在为这本访谈录整理书稿时，行超心中默默定下了一个小小的定位，“我希望这是一本所有读者都愿意读的书，而不仅是所谓的文学圈内的游戏。”基于这个定位，她对10年间的稿件进行了筛选，整体考量了纳入其中的作家年龄、代际以及他们主要的写作方向、作品类型、题材等。

　　比如在年龄上，书中年纪最长的王蒙今年已经接近90岁高龄，最年轻的张悦然则是80后作家。在行超看来，年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意义。书中的13位作家从30后到50后、60后、70后、80后，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访谈中的种种表达，体现出不同时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审美观、价值观，而他们彼此之间的微妙差异，更折射了几十年社会变革所带给人们的观念变化。

　　在访谈录中，王安忆的访谈篇幅是全书最短的，但对于行超来说，那次访谈却是感到压力最大的一次。许多作家在文学史上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位，而这其实就是观察作家的入口，也往往是访谈得以展开的入口。但是在王安忆身上，这个方法却完全失效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女性主义、海派小说……关于她的所有定义，都不过是她整个写作生涯的冰山一角。

　　“在我心中，王安忆是一个反对‘定义’的作家，也是一个不断突破‘定义’的作家。在这篇访谈中，即便我努力不以‘定义’的方式去理解她，但依旧感受到作家无处不在的反抗——‘我不用沪语写作’‘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不能以性别论’……我非常喜欢这种‘怼’，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王安忆老师，也是我之所以崇敬她的原因所在。”

　　除了王安忆突出的“反定义”式创作，贾平凹的生活化创作也同样引起了行超的关注。此前行超一直认为，贾平凹的小说中有一种矛盾和张力，既传统又现代，既现实又魔幻，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感。但当去到贾平凹的书房，她好像忽然就可以理解了——贾平凹喜欢收藏古物，他的书房里满满当当都是他从四处收集而来的佛像、石雕、木雕，虽然行超在那里感到非常紧张，行动也不便，但是贾平凹却非常自得。

　　“想象一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难怪会写出《山本》《老生》《古炉》等艺术上颇具奇崛、鬼魅特征的作品。这或许就是生活经历、生活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吧，不是具体的一时一事，而是一种长期的浸润与改造，说悬一点，那是一股来自生活的‘气’。”

　　爱与尊严，文学制造的“巨型收音机”

　　美国作家约翰·契弗曾在20世纪中后期发表过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巨型收音机》。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购置一台收音机后，竟发觉收音机能播放同一公寓中其他住户屋里的声音。妻子从中发现，无论多么光鲜亮丽、美满和睦的邻居，其实都有着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

　　借由这台非正常的收音机，契弗精妙地揭示出生活表象之下的虚伪和丑恶。当时的批评家大多认为，小说隐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和脆弱，但今天的读者重读会发现，这种“虚伪”和“脆弱”不过是一个人对自我尊严的基本维护。

　　在小说结尾，收音机里传来的不再是他人的生活，而是回归正常的电波。“这应该是小说家的仁慈，也是他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乃至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爱。文学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洞察人性的丑恶和虚伪，更教会我们如何怀着善意、体谅和爱去看待他人与生活。”行超说。

　　在行超看来，契弗塑造的“巨型收音机”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绝妙象征，它像一条特殊的通道，连接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广阔空间，也试图照亮那些不为人知的晦暗角落。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或许就是不断地制造“巨型收音机”，以此容纳更多样的世界；而阅读或许就是借此“窃听”他人的生活，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也重新理解现实、认识自己。

　　行超认为，文学所具备的揭露现实问题、抨击人性丑恶的功能固然重要，但真正伟大的作家绝不止于此，更应该在洞察了所有的罪恶之后，依旧能够以最大的善意和体谅去理解他人。“在我看来，鲁迅先生所说的‘真正洁白’就是这世间的‘爱与尊严’，而发现、书写和维护这种‘洁白’，也正是文学的‘爱与尊严’。”

　　10年时间一晃而过，报社旁边的那家咖啡厅早已几易其主。当意外和不确定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流，《巨型收音机》的隐喻也似乎逐渐成为触目惊心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也更愿意相信那极为珍贵的爱与尊严——感谢文学让我们不断遭逢这样的时刻，感谢所有因文学而起的美好的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