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国家地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报道及其镜头下的“西南一隅”

　　《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书影。1911年，美国地质学家罗林·钱伯林（Rollin T. Chamberlin）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刊发了都江堰小镇上戏台与相机相遇的照片，它成为西方与东方互视历史的一种隐喻。本书以此为切入点，整体回溯了《国家地理》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的报道，聚焦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故事与地理景观，为跨越百年的无声文字与影像赋予多重审读视角。全书重点放在“西南一隅”，梳理了关涉西南形象的四重主题，涵盖植物地理、道路交通、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等，运用了跨文化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文化书写中的多重面纱，从不同学科视角探析区域文明变迁历程。供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包括文字与图像。百余年间，这些文章是大部分读者（包括我本人）了解这个地区的重要信息媒介。今天，中国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罗安平对这些文本进行研究，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这是一项极具挑战又很有意义的工作。

　　《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书名中的“戏台与相机”，来自该杂志1911年所刊文章中的一张照片，照片拍摄于今四川都江堰附近的一个集镇，摄影者是美国地质学家钱伯林（Rollin T.Chamberlin）。照片中有一个亭阁样式的戏台，这种戏台在当时的中国村镇里应该很常见。戏台上，一部传统戏正在上演，台前人头攒动，看起来很是热闹。然而，照片中看戏的村民的眼睛却没有盯着台上的演员，而是纷纷扭头张望。钱伯林用一种平常的语调解释说，自己正是使观众目光转移的原因所在。从这张照片，罗安平联想到历史上西方与东方相遇的各种情形。如果说照片里的人在扭头张望按下快门的人，那么罗安平的这本书，也意在“回头看”去凝视那些曾经凝视“他者”的表述者，他们有着怎样的目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目光。

　　通过阅读大量《国家地理》的文章，以及与这些文章相关联的中外文献资料，罗安平析理出该杂志绘制中国及其西南形象的主要视点：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事实上，在我的孩童时代，正是家中阁楼里堆放着的《国家地理》，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都有，形塑了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现在意识到我能清晰回忆起来的形象，似乎大多来自约瑟夫·洛克。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和丽江城里的纳西人，松树林里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人和马在古老的“茶道”上艰难行走，哦，对了，那条通向青藏高原的山路，山路蜿蜒，穿过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经过一些佛教寺庙，经过片片草地花海，草地上的野花，还用手工上了色。所有这些文章，以及文章里的图片，确实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像我一样的西方读者，以至于时隔多年，它们仍能激发人们极大的兴趣，去重访洛克和其他“植物猎人”、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们所走过的路。

　　由于《国家地理》是通俗人文地理杂志，它的话题宽泛庞杂，因此罗安平著作的主题也极为丰富。该书首先评述《国家地理》诞生的殖民扩张时代背景，再从总体上回溯该杂志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报道，在不同年代聚焦了中国什么样的人和事，关注了中国哪些主要的地理景观。全书重点放在“西南一隅”， 梳理了关涉中国西南形象的四重主题，涵盖植物地理、道路交通、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等。1900年，《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了伊莎贝拉·伯德极富传奇色彩的著作《长江流域旅行记》；十年以后，一篇关于傈僳族的图文并茂的文章，拉开了西南形象的序幕。《国家地理》早期的文本里充满了好奇，用着迷的眼光打量中国西南，然后其视角与情感渐渐变得微妙复杂，而最为引人入胜、最有持久力的故事，还是来自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叙述，这样的主题，一直备受读者青睐。

　　罗安平的著作运用了跨文化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她提出来的议题不限于中国西南，揭示的内涵实则延伸到全球其他地方。例如，杂志报道的那些“未被现代化污染”的民族文化，那些“香格里拉”的现实与梦想，尽管被投射进“原始的”浪漫幻象，但也为当今日益升温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性知识打下了基础。这样的议题，在对美洲原住民、非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报道中，都有回响。另外，大熊猫是《国家地理》的封面宠儿，也是文化保护运动的标志，但对大熊猫的“发现”也伴随着一些未曾预料的后果。除此之外，罗安平也探讨了杂志中的战争议题，尤其是对二战时期滇缅公路所引发的“新西南” “新亚洲”等话语，她都给予了思考。

　　罗安平为这些跨越百年的无声文字与影像赋予多重审读视角，让我这样的读者对这种跨文化媒介文本也有了新的接受体验。例如，20世纪初期植物猎人从中国及世界各地搜寻植物，引种到美国，丰富了我们的花园。这些“非土著”植物在异国他乡安家落户，若干年后甚至有些植物繁殖太盛反客为主，被称为“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2018年，罗安平在美国访学期间，到阿巴拉契亚山做田野调查，跟随一位护林员巡山一周，也许由于对早期植物采集的历史非常了解，所以她对护林员口中的“入侵物种”一词有些敏感。这当然反映了她对文化交流再检视的心态，以及作为一位本土学者所持有的文化立场。

　　在写作的过程中，罗安平游历了许多书中描述的地方，获得了切身的在地感。她也曾拜访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总部，在学会的博物馆体验其集高科技与人文于一体的虚拟现实之旅，更为真切地洞察今天这份杂志如何呈现它自己以及世界。罗安平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期间，以“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为题竞逐“国际访问学者学术成果展”，获得高票通过，校长对她予以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其成果海报在校长大厅展示一月，或许这也是今天中国形象走向世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总之，罗安平的回眸和反思为我们提供了检视跨文化表述的方式方法。《国家地理》是为受过教育的一般公众提供全球文化和地方认知的杂志，那么它持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就极为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罗安平是四川人，所以可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当地学人的内部视角。长期以来，《国家地理》杂志本身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却被潜在的编辑框架所限定。在“框架”越来越需要被反思的今天，当地学人的视角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复调。

　　一百多年前，钱伯林抓住了都江堰附近一个小镇上戏台遭遇相机的一瞬间；一百多年后，罗安平从众人转头张望的那一刻，回看跨文化相遇时的那些斑驳光影，反思文化书写中的多重面纱，对一家世界级的知名杂志进行富有创见的批评。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而《戏台与相机》换上了新的镜头，等你来掌镜。

　　（作者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教授。本文经授权摘编自《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一书序言，现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