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查“人情往来”背后腐败

　　纪检监察机关近期发布的通报显示，随着行贿手段花样翻新，一些行贿人将贿赂行为冠以“人情往来”之名，搞“明礼暗贿”“形礼实贿”“礼贿不分”。变味的“人情往来”，成为针对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行贿手段。

　　变味的“人情往来”，大开权钱交易之门，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必须进行有力整治。如何区分馈赠与行贿、收礼与受贿之间的界限？如何对披着“人情往来”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的贿赂犯罪行为予以坚决打击？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浙江省三门县纪委监委针对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腐败问题，对相关案件加强分析研判，深挖细查利用吃喝送礼搞利益交换、请托办事等问题。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调查核实相关问题线索。陈昌晖 摄

　　行贿手段花样翻新，披着“人情往来”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

　　“真是悔不当初！”留置期间，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公安局原二级警长黄向阳追悔莫及。

　　黄向阳与成都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某从小一起长大，又是高中同班同学，经常相互走动。每逢红白喜事，两家均有人情往来。然而，随着黄向阳职务升迁，彼此交往逐渐变味。

　　2018年5月，黄向阳在担任金湖县公安局黎城镇派出所教导员期间，利用工作关系形成的便利，就吴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向案件承办人员说情打招呼，在案件事实认定等方面为吴某提供帮助。为表达对黄向阳的感谢，吴某专程从成都赶回金湖，以好久未见为由邀其聚餐，饭后对黄向阳说：“你外孙女马上一周岁了，专门从成都带给她一套金手镯。”黄向阳客气一下就收下了这套价值3.2万元的礼品。黄向阳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1年12月被“双开”，2022年4月因犯受贿罪、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浙江省玉环市纪委常委蔡永光告诉记者，近年来，行贿者为规避违法犯罪风险，手段日益花样翻新，披着“人情往来”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逐渐成为当下行受贿犯罪典型类型之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章明分析，借“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之实，身份关系上，双方一般以亲戚、同学、老乡、朋友等私人关系为外在形式进行往来；时间场合上，一般在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期间或民间风俗如红白事、升学、乔迁等时候收送；类型主要包括收送贵重礼品、消费卡、红包等。

　　杭州市上城区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彭伟分析，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行受贿花样繁多，总体分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节日问候型，逢年过节赠送礼金礼卡或价值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名贵烟酒、特产、首饰、收藏品等；二是关心家庭型，借口孩子升学留学、家属患病治疗、家庭买房买车等收受贺礼、慰问金及“借款”，或长期“借用”行贿人住房、车辆；三是提供渠道型，行贿人以帮忙投资、合伙做生意为由，向受贿人提供所谓“投资渠道”，以利息、收益为名进行利益输送。

　　正常往来与以“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之实有着本质区别

　　实践中，“明礼暗贿”“形礼实贿”“礼贿不分”屡见不鲜，有的行贿人将贿赂行为冠以“人情往来”之名，试图模糊馈赠与行贿、收礼与受贿之间的界限。事实上，正常往来与以“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之实有着本质区别。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规定，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结合以下四方面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湖北省沙洋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郑娟娟分析，正常往来建立在感情基础上，不附带条件，与非正当利益无任何联系；受贿行贿则是基于受贿者的职务、社会地位，或者利益关系而产生的权钱交易。彭伟称，以“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之实，一般符合以下特征，即人情不纯粹、数额不正常、往来不对等，这些特征也正是区分正常往来和行受贿违法犯罪的关键所在。

　　“撕开‘人情往来’的面纱，关键在于正确区分权与情。”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吴汮晟说，一是判断双方关系是否具有对等性，正常往来多发生在血亲、姻亲、同事等特定关系之间，双方以血缘、感情为基础，互相熟悉、身份对等，行受贿双方关系的建立是以权力为基础，职权为纽带；二是判断赠送目的是否具有请托性，正常往来并不存在请托事由，更多是一种礼尚往来；三是判断财物流向是否具有双向性，正常往来通常有来有往，即财物流向具有双向等价性，而贿赂本质上是“以钱换权”“权钱交易”，财物流向具有单向性；四是判断往来数额是否具有合理性，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正常往来有一定的标准、数额界限，而贿赂在数额方面往往明显超出正常往来范围。

　　杭州市钱塘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坤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相关案件时，要抓住是否有“钱往权来”这一核心，重点围绕是否有具体请托事项、是否承诺或实际为他人谋利等要件，开展审查调查。

　　如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华某，曾收受私营企业主水某以给其婆婆祝寿名义所送现金6万元，以及水某妻子春节期间所送价值上万元的项链1条。查办该案时，水某夫妇给华某的“红包”和项链被包装成人情和惯例，考虑到华某职务职权范围和水某公司经营业务间有极大“交叉性”，办案人员通过对“收钱+承诺或实际谋利”这一关键情况的深挖细查，瓦解了妄图使权钱交易变得“合理”的攻守联盟。

　　清除隐藏在“人情往来”背后的腐败，既要持续深化对“关键少数”监督，也要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发力

　　“人情往来”掺杂了权、钱、利，就容易变成“礼贿不分”。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声声同学、朋友、亲戚的问候中，丧失了对“人情往来”的警惕，看不清所谓“人情往来”的真实目的，落入了“人情往来”的陷阱。

　　台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李巍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对自身要求不严格，底线守得不牢，思想作风不扎实，有着“讲义气”“够朋友”的思想，容易被“人情往来”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日常监督和查处震慑不及时。

　　要避免成为被“温水”麻痹的“青蛙”，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江苏省扬中市纪委监委以“清风行动”为抓手，紧盯节假日、红白事中的“人情往来”开展专项监督，全面摸排、综合研判异常情况，坚决查处其背后存在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保持震慑常在，着力打破领导干部以“人情往来”混淆视听的幻想。

　　从案件查办情况看，“人情”腐败往往与受贿者的家庭有关，通过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建设清廉家风、开展廉政家访等举措，有助于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沙洋县纪委监委与辖区监狱建立警示教育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全县各单位领导干部及家属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干部及家属现场感受监狱真实场景、目睹真实鲜活腐败案例、听取前公职人员违法犯罪后的深刻忏悔，“零距离”感受因“一念之差”而与自由“一墙之隔”的巨大反差，内心受到深深震撼和冲击，进一步筑牢廉洁防线。

　　破除“人情”腐败，既要在“关键少数”监督查办上用功，也要在体制机制建立完善上发力。“围猎”者本质上看中的是被“围猎”者手中的权力或职务影响力，试图通过“人情往来”方式，为其在工程项目承接、职务提拔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为做深做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玉环市纪委监委注重“惩、治、防”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室室”联动对典型问题、表现形式、深层原因等开展会商研究，向市财政局、市城建集团等单位制发纪检监察建议，要求扎实做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推动制定完善财务报销管理、工程量计量工程款支付管理办法等制度，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咨询评估，对工程承建方、监理方进行全过程监督，努力切断“人情”利益输送的发生路径。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浙江省温岭市纪委监委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理。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将“围猎”领导干部、有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和联合惩戒，提升行贿者违法成本，同时加大行贿案例曝光力度。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开通“纪企直通码”，拓宽企业监督举报渠道，有效推动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