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链条。研究传统文化，目的是把这个链条上的诸多环节牢实地连接起来，保证其前伸和发展。

　　第一个环节是挖掘和呈现。传统社会的文化，虽然产生于过往，但无论你感不感受得到，是亲近还是疏远它，它都在那里。研究传统文化，目的是把它的本来模样搞清楚，把它的有用价值呈现出来。

　　第二个环节是传承和弘扬。所谓传承，有自觉或不自觉两种情况。一些文化传统依然存活在今天做人做事的规范乃至制度设计当中，一些人闲下来会读些传统经典，实现情感的愉悦或智慧的启迪，即已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传承。研究者要做的主要是自觉的传承。因为许多优秀的传统事实上逐渐式微，人们在一股劲地往前奔跑时，多少已经忘记了从哪里来和为什么出发，灵魂赶不上躯体的文化现象不在少数。此番局面，早晚会导致本根的动摇和价值观的缺失。这时候，很需要有志者立足现实需要，利用各种形式，激活、传播、弘扬那些不应该式微的好传统。

　　第三个环节是转换和发展。这个环节是要实现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实践的有效对接。做这件事很难，却应是文化研究者的主攻方向。如果把文化研究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让两拔人单独地去干这两拨事，或有脱离实际的嫌疑，或有短期应对的可能，“以文化人”的精神链条将面临若断若续的尴尬。

　　所谓转换和发展，一是新解新用。比如，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毛泽东对它就做出过一番新解新用：知是理论、计划、政策，仁和勇是实践理论、政策时应取的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但还是有忠这样的重要态度，如果做事不忠实，便是言而不信 ，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二是新证新用，即从文化链条前伸的角度，讲清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必然趋势。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在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的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西方学者也有“文化为体制之母”的说法。讲清楚今天许多现象在文化上的必然性，就是传统和现实的有效对接。

　　三是新论新用。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五四以来，人们做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情。比如，怎样处理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从传统中发掘得最突出的思想资源是“舟水关系”和“鱼水关系”，后来创新发展成为了“群众路线”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文化特征。

　　面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所做的无非是这三个环节上的事情，举一人之力做成当然很难，但作为整体学科，确是不得偏废，否则，文化这根精神链条是贯通不起来的。

　　（作者陈晋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