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今年全国两会新增的代表委员中，有多位出自重症医学领域。过去三年，我国重症医学的医护人员为救治新冠重症患者、降低疫情死亡率做出了重要贡献。2022年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新十条”）发布后，新冠重症患者数量迅速增加，重症医生和其他科室的医生们又打了一场功不可没的攻坚战。

　　带着三年的抗疫经验，以及对这个领域发展的思考，来自重症医学方面的代表委员走进了今年的两会会场。

　　中日友好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病房。（资料图）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摄

　　“新十条”后，重症医疗资源的紧急扩充提供了一个范本

　　“新十条”后，为应对新冠重症患者数量快速增长的可能，我国已提前做出了预判。“新十条”发布两天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明确表示，各地务必要在2022年12月底之前完成重症医疗资源的紧急扩充，“按照我们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

　　后来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新冠阳性重症在院患者数于2023年1月5日达到高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曾被誉为新冠“重症八仙”之一杜斌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次紧急扩充的意义“不用多说，毕竟和手里什么都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医护人员治病时，尤其是治疗重症患者时，需要一些客观指标以及床旁的监测手段，以确定治疗方案，监测治疗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陈培莉所在的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综合ICU）原本有43张床位，“新十条”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重症高峰，又扩充了20多张床位，病人最多的时候有80多人。除了扩充床位，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还选拔培训了内科、外科等科室的优秀主治医师及以上的专家参与到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中。经过10多天的学习，其他科室的医生已经可以参与到对重症患者的救治中了。

　　作为该院综合ICU主任，陈培莉说，这些扩充的床位和人员非常大地缓解了当时重症医疗救治资源紧缺的问题。

　　居安思危，方能长远。当这波新冠重症患者高峰过去后，人们忍不住要问，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高峰该怎么办？杜斌表示，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下一波高峰什么时候到来，面对不确定性，培养大批重症医学人才长期“备战”显然不太现实，应该通过一种机制来应对这些无法预测的对重症医疗资源的需求。

　　在杜斌看来，我国刚刚经历的这波重症医疗资源和人员的紧急扩充其实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但是如何运行这个机制，不同地区、不同医院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哪个方法更好、更合适，需要进一步探讨。

　　先从“利其器”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认为，我国重症医疗资源整体不足。他在临床中经常遇到急诊来了重病人，但是重症床位满了；外科医生本来要做手术，因为没有重症床位，术后患者如果有严重并发症就无法救治，手术不得不暂缓。

　　新冠疫情将这种不足暴露得更为明显。在“新十条”之后的重症医疗资源紧急扩充过程中，王广发发现，由于医院建设过程中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的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

　　2021年发布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也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王广发说，“新十条”之后对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即使在一些三级甲等医院，也出现了氧气源的不足的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 受访者供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上述问题，王广发在今年的提案中写道，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医疗资源的建设，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对可扩展的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其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以达到“平战结合”的目标。

　　扩充后的这些资源在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是否会被闲置？王广发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时说，因为重症床位数目前整体是不够的，所以扩充出来的这些资源可以做补充，满足相关科室的重症救治需求。

　　记者注意到，王广发委员的提案中较大篇幅论述了增设危重症患者救治设施的重要性和方法，关于重症医学人才的内容相对较少。王广发回应说，因为相对于人才，增加这些设施冗余的可行性更强，而人才培养的周期更长。

　　关于人才的培养，王广发认为，要加强非重症医学科年轻医生重症医学水平的培养，培养的手段包括定期到重症医学科培训等，“比如像外科这种和重症医学联系相对紧密的科室，这方面的培训更应该加强。”

　　年轻的重症医学科

　　王广发、杜斌都曾参与过2003年“非典”疫情的救治工作。杜斌说，从2003年之后，大约每两年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突发公共事件，比如地震、泥石流、疫情、爆炸等，这些事件所涉人员的救治工作或多或少都会有重症医生的参与。

　　重症医学的第一诉求是挽回重症患者的生命，这对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死亡人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近20年，重症其实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回（新冠疫情）显现得更突出。”杜斌说，“可能大多数老百姓是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才知道，原来有一帮人是重症大夫。”

　　杜斌坦言，重症医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2020年5月开始，我国才开始启动第一批重症医学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今年下半年，第一批参与的医生将完成为期三年的培训。“当然，这三年有点苦。”

　　不过，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如何培训这些医生对基地的带教老师也是一个考验，其中包括如何把日常工作和培训很好地结合起来等方面。

　　此外，杜斌还关注到，目前的人才评价机制对于教学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他分析说，目前的人才评价机制更注重科研，这包括发表的文章、申请的重大项目等，如果专心教学的话，文章、项目其实很难兼顾。另一方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学的周期非常长，如何让医生们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可以专心搞教学，不会因此耽误职称晋升，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杜斌也表示，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