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 马俊岩/摄
《久别重逢》写了主人公“我”的三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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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近日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久别重逢》,距离《我是范雨素》一文火遍全网,已经过去了6年。因为想留更多时间读书,现在她不再做育儿嫂,改做小时工,这导致收入锐减。写作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经济价值,于是,养活她的就是每个月3000多元的家政工收入。
其他作家在书中印的个人简介,多少总有关文学,相比之下,范雨素的就十分简洁——“范雨素,1973年生,湖北襄阳市东津镇打伙村人,目前在北京做家政工。”范雨素甚至觉得,这段简介也可以用在她的求职简历里。
概括来说,《久别重逢》写了主人公“我”的三次出走:第一次是12岁,受知青小说的影响,“我”南下寻找灵兽,在广西柳州遇到了流浪男孩莫阿蓝;第二次是18岁,“我”成为北漂,在北京崇文门三角地倒卖家具、帮盗墓贼放风把门;第三次是“我”带着女儿,到黔东南的冥阳两界寻找“大桑树爷爷”,想赎掉自身的罪责。
作为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虚构与现实在范雨素的书中界限并不清晰,女主人公“范菊人”与她同名;写“牛郎织女”的故事,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打工妈妈与留守儿童”的故事,“她们在思念她们留在地球上的孩子,她们是仙女,她们下了凡尘,和人间的男子生下了孩子,她们又回到了天界。她们的孩子成了地上的留守儿童”。
“格式塔实验”“量子力学”“莫迪亚诺”“王尔德”……范雨素的小说中充满了她曾经阅读过的书的痕迹。有人觉得冗余,有人觉得真实,从文学角度,没有定论。但总有一些灵光乍现的句子,让人想起,就是那个范雨素——
“人生是颗菜籽命,落到肥处是棵菜,落到瘦处是根苔。”“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分不清有缘千里来相会和久别重逢,我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和不肯过江东。”
看的书多了,范雨素记住的名人是孔子、庄子、孟子、秦始皇、汉高祖、西楚霸王、李白、杜甫……这让她在现实中遇到任何当代名流,都不觉得受宠若惊。
早在2015年,范雨素就写完了《久别重逢》的初稿,那时候还没有《我是范雨素》,没有太多人知道范雨素是谁——除了她的雇主。当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慧瑜去皮村给文学小组上课,范雨素带来了一大摞她写的稿子。信纸上,手写的大大的文字,密密麻麻。“我没有想过有人会读,更不会想读者是谁”,她只是想写一本与她生命相关的书,把自己的一生都写到这本书里。
成名后,范雨素会被邀请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有媒体采访,她也想多花点时间看书,于是辞去了需要住家的育儿嫂工作。现在,她做小时工,一天工作4个小时。不工作时,她就回到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基本生活,没有其他业余爱好,就是看书,屋子里堆满了书。
在最红的时候,曾有编辑带着合同来找她,一个月写4篇,一篇给1500元。她拒绝了,“我写的必须要过我心中的标准,如果我写的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我做不了,不可能”。
范雨素说:“从来没奢望去当文学家,却因为一篇文章,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说那是北大人代笔的,说有人要把我一个目不识丁的育儿嫂推进文学的殿堂。我不明白,文学的殿堂都已经站满了?我走不进去,只能被人推进去?”
范雨素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办公室,找老师当面请教,“从办公室出来,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的南门口”。在范雨素后来的打工生涯中,被尊重一直是一件她非常看重的事情。
她在小说中写了一件真事:她跟随雇主一家去三亚旅行,在机场排队时,雇主让她带着孩子在贵宾通道先排队。这时,地勤用轻蔑、歧视的眼神看着她,说她排错队了。后来,雇主来了,扬了扬手中的金卡,说“我们一起的”,那个地勤没再吭声。
最近,范雨素在看杜甫的诗集,这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与作家,“他和我们每个人的苦难都是有共情的,他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俯视”。
范雨素的工作地点,是北京顺义的别墅区,她服务过这里的很多人家,从来没有人认出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