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7月29日电（郭际 实习生 丁凤蕾）“荣耀几年前就在印度有团队并经营了很长时间，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荣耀印度团队撤出了。”7月21日晚，在荣耀新品发布会会后，荣耀CEO赵明面对媒体采访时透露荣耀在“开启海外市场元年”之际退出印度的决定。赵明表示，未来荣耀会采取“非常稳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场开展业务。

　　一句“众所周知的原因”，直指近年来中资企业的正常商业活动在印度频遭打压和印度营商环境的现状。

　　税务调查与限制准入是印度惯用的“关照”手段

　　有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被打击的对象从手机厂商、设备供应商到基础设施投资商、移动应用程序供应商。有评论认为，这堪称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以来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不止是荣耀，此前，华为、小米、vivo、OPPO等中国手机大厂均受到了印度政府不同程度的“突击搜查”。仅以今年7月为例——

　　7月5日，印度执法局以“洗钱嫌疑”为由，突击搜查了vivo和相关企业在印度的生产经营场所，目前，vivo在印度的119个相关银行账号已被封锁，约3.9亿元人民币资金被冻结。vivo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冻结其银行账户“违法” 并将损害公司业务运营，其将无法支付法定费用和工资，请求法院撤销冻结决定。

　　7月13日，印度财政部发表声明称，OPPO“错误地对部分用于生产手机的进口产品使用关税豁免”，并在计算进口货物的交易价值时并未包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印度税收情报局调查认为，OPPO逃避关税近439亿卢比（约合5.51亿美元），“已向OPPO印度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其缴纳税款”。

　　7月16日，印度报业托拉斯引述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逃税调查的一部分，印度税务部门7月15日对华为在印度的多个场所进行了搜查。作为针对华为公司印度业务和海外交易逃税调查的一部分，官员们查看了财务文件、账簿和公司记录。一些文件记录被带走。

　　以所谓“税务问题”调查在印外资企业是印度政府惯用的手段。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其中也不乏印度政府败诉的案例。

　　“限制准入”，是印度有关部门另一个惯用的“关照”手段。

　　7月1日，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部长加德卡里表示，拒绝中资企业参与印度道路建设的政策已获批准，将在当前和未来的招标项目中执行。

　　此前，2020年9月，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118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同年11月，又有43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因威胁到“印度主权和完整”在印被禁。2021年6月，印度奥委会以民意为由宣布解除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商李宁公司的官方合作伙伴关系。

　　三大原因致印度市场不成熟不稳定

　　中资企业接连在印度被打压，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潜力看似巨大的印度市场，究竟是否成熟稳定？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

　　第一，印度政府对外资的监管政策复杂多变。印度国内并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只是通过各类五花八门的政策构建出一套针对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加之印度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外资进入印度不仅要遵守印度的成文法，还要遵守印度法院判决中所确立的原则，这令印度法律极其繁琐又复杂多变。

　　第二，印度的《劳动法》和《税法》非常复杂。很多外资企业都因看重印度廉价劳动力资源赴印投资，但印度的劳动力背后隐藏着众多陷阱。印度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劳动法》，但是各个邦均有自己的具体规定，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法规出入较大。

　　第三，印度被公认是一个契约精神很差的国家。在印度，由于国内立法结构复杂，政府的承诺往往跟实际立法决策和执行差别巨大。很多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也喜欢利用这种外人难以发现的陷阱引诱外国投资。

　　“我在印度没有任何投资，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美国知名投资家罗杰斯曾如此评论印度市场。世界银行于2017年10月25日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人人机会平等》中显示，印度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第130位。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创业和解决破产等几项指标的排名都在持续下滑。

　　“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反噬印度

　　在被印度有关部门打压的中资企业中，手机、软件和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是“重灾区”，这与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和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泛滥有关。

　　莫迪政府第一次推出所谓“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是在2020年3月。这个已实施两年有余的政策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及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三部分可进一步简化为“三个替代”，即以“印度制造”及“第三方制造”替代“中国制造”、以“印度资本”及“第三方资本”替代“中国资本”、以“美西方+印度”的产业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因此，印度想要的不只是利用外资解决本地就业问题，还想在电子制造、通信设备等领域完全实现“本地化”。印度蜂窝通信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印度制造的手机仅占全球的3%，但在莫迪力推“印度制造”的第二年（2015年），印度手机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11%，超过越南，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然而，实际上，所谓“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在印实施前景并不乐观。对内，一人一票的票选政治不允许莫迪同时在诸多领域持久推进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对外，印度虽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成员，打压在印投资的中资企业被印度视为和美日澳之间政治利益的交换，但美西方并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相似就全力帮扶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实现崛起。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当前印度经济处在25年以来最紧迫的境地，印度经济之所以如此脆弱的核心症结是印度经济陷入美元债务陷阱，并想以此与华尔街集团做利益交换，但国内银行却背负着高达20%的坏账。

　　更现实的问题是，由于从中国进口的诸多中间产品大多无法从其他地方采购，印度国内产能也不足以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中印产业链“脱钩”短期内很难实现。2021年，中印贸易总量达到1250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的8455种商品中，有4591种商品的进口额出现增长。

　　由此可见，为了“印度制造”破坏本国正常营商环境，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印度自己。

　　7月上旬，小米确认在越南建厂，引发市场关于小米是否在“曲线逃离印度”的猜想。7月21日，赵明也确认，荣耀下一步可能考虑将目光转移到东南亚，比如印尼、越南等国。

　　对于中企在印度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频频发声，强调中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呼吁印方依法合规行事，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