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写作课|写到人性和人情的更深处

　　宋宝颖/制图

　　沈从文长久地怀念故乡的河流。顺流而下，或者溯流而上，他精彩的叙说像那河水流淌。所以他的学生汪曾祺觉得，用了半辈子时间写那条河的沈从文，在世界上的作家里都是少见的。风景不殊，时间流动，沈先生常在水边，逝者如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历史”。

　　在一篇忆旧散文里，汪曾祺引录了沈从文的一段话：

　　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诉）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东方人的历史，相当多的是帝王们相斫相杀的历史，缺失了普通大众的人性人情。这在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看来，有些狭隘，有些无奈。

　　如果我们有时间再读沈从文的散文，可以把重心放在他笔端的人性人情，那些要比他描述的河流景色更加精彩——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阅读方式。他从来没有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去写两岸的景色和村镇的历史。

　　沈从文教他的学生们写作，要他们“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的理解是，作品中所有的因素都要围绕人物来写，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自然要贴紧他们的人性和人情。

　　人有生命，人要生存，人要生活，于是有了人性和人情的千变万化。描述这些，是作家的使命所在，也是作家的用武之地。

　　有时候，一个充满人性和人情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的经历，它像光一样照耀着记忆，就看我们能不能描述它，像世界上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一样，变成不会遗失、不会腐坏的文字。

　　比如我在十一岁时听到的那个民谣。

　　那个冬日，十多个老头排成一溜坐在墙根下，那面墙挡住了寒冷的北风，折射着温暖的阳光。他们用手敲节拍，随着节拍诵说民谣。我站在他们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是那一天他们唯一的听众，唯一的欣赏者。

　　中间老头的声音，像是提问：人老先打哪块儿老？

　　左边老头的声音，像是回答：人老先打头发上老。右边老头的声音，像是回答的补充：白的多，黑的少。

　　他们发现我在倾听，都把目光转向我看，诵说的情绪也振奋起来。那一天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表情，那种平静，那种和善，那种真诚，那种自然，那种亲切，那种宽慰，以后没有在别人的脸上看过。

　　他们一段一段，不紧不慢，说到身体的很多部位。

　　完整的歌谣是这样的：

　　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头发上老。白的多，黑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眼睛上老。看不见的多，看见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耳朵上老。听不见的多，听见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牙上老。嚼不动的多，嚼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老？人老先打肩膀上老。扛不动的多，扛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胳膊上老。拎不动的多，拎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腿上老。弯的多，直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脚上老。走不动的多，走得动的少。

　　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时，我读遍图书馆里的民间歌谣读本，不仅没有收录这一首，相似的类型也没有，从来都没有出现。这当然让我惊讶。

　　我在散文《墙根下的民谣》里写道：

　　“他们诵说的歌谣，是谁编出来的，是什么时候编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流传了多久？……它以平静和达观的语气，描述人的衰老状态。它的语言浅显易懂，指向的却是对生命的深深敬畏。我有一个感觉。在我十一岁的时候，那些衣衫破旧的老头们，特意出现在我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让我记住这首重要的歌谣，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写在文章里，传遍这世界。”

　　我用了平民化的称呼“老头”，没有用尊称“老者”，可能是受了汪曾祺的影响。他的一篇作品标题就叫《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写道：

　　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作者的情绪隐藏在平静的叙述里。那个像空气一样的老头，想说话没人跟他说，想打架没人跟他打。他的孤单是真正的孤单，连嘲笑、欺负他的人都没有，这让读者觉得无底的心酸。

　　这篇《捡烂纸的老头》，有人说是散文，有人说是小说。而汪曾祺写作时，往往不会考虑到他写的是什么体裁。他只是观想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把印象较深的写出来，到了报刊编辑手里，当小说发表也好，当散文发表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情。

　　汪曾祺的读者挺多。有学者认为，汪曾祺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很平常，但是有着一种温情的人道主义。他在读者中越来越火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人间保持着善意，对人性不断地探索，保持着人性的善和完整。

　　我读到的一篇作品里，汪曾祺写了一个叫莲子的女人，她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流浪途中嫁给了忠诚老实的挑夫老黄。他们生了女儿叫巧云。

　　汪曾祺写道：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焖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

　　他笔下的莲子，跑还是要跑的，但是在抛夫弃子那天做的一系列事情，浆洗和收拾衣裳，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还有焖饭、买酒、锁门，等等，都体现了很深的人性和人情，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我们读到的文学作品里，很多好作家都在人性和人情的深处写出了精彩。这实际上并不困难，我们的身边总是有饱含着人性和人情的事件发生，只有文学观念狭隘、描述能力不足的人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之所以要单独拿出汪曾祺说事，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里，在平常事件里，都可以看到人性和人情的光亮。

　　他笔下的题材，大到关乎神祇的城隍、土地、灶王爷，小到他喜爱的一道美食，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都像透过一柄放大镜，注意到与此相关的人性和人情的变化，清晰地显现出来。

　　这是我们读汪曾祺的理由。

　　特邀编辑：董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