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数低的全都装。”梁晓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文桃李》,讲的是2000年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的故事。毕业于中文系、至今仍在中文系任教的他,自嘲了当时中文系的惨淡。
为80后学子、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梁晓声的一个心念。他甚至借书中重要人物“汪先生”,来客串自己的大学教书经历;还在结尾用男主人公一句“如果由我来讲文学与人生,肯定比梁晓声讲得好”调侃了一把。
因为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作为原著作者的梁晓声,在没读过他作品的年轻人中也突然火了,算是从文学圈火出了圈。但他依然不熟悉互联网,不会用手机约车、付款,前两年刚刚学会回短信。
《中文桃李》是梁晓声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他很确定这一点,因为最后一部封笔之作已经开始动笔。“无论水平怎么样,‘梁记面食店’总要关张。”梁晓声觉得,作家写作和一个面点师傅开面馆,没有多大区别,做了一辈子,做到这个程度,不要太执拗,还是要放下,“但现在缸里还有一团面,不能浪费。”
梁晓声
中青报·中青网:《中文桃李》的主人公是2000年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大学生,那时候中文系早已不复辉煌。你是想讲青年和文学的困境吗?
梁晓声:这本小说主要讲的不是文学的困境,我对文学的困境其实并不太在意,因为文学这件事从它开始的时候就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文学的困境在人类所有的困境中没有多么严峻。
我们说学中文能陶冶情操,但也得承认这是一种从业能力。小说谈的是学中文的年轻人,毕业后到了社会上,如何检验、应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以及是如何思考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文系是非常风光的,才子才女都在这个系,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美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学生,也都写诗、办文学刊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抢办副刊。后来,文学慢慢边缘了,当我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上中文系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无奈之选,考研时赶紧跳出去摆脱中文。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中文系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梁晓声:似乎有所好转。我2002年到北京语言大学教书,班上有十来个男生,他们都是冲着“中文”两个字来的,你都挡不住那种热情。他们办文学刊物,有评论、有诗歌、有小说,吸纳了周边高校的学生来投稿,还颁过奖,我给他们颁发过证书。我们上200多人的大课,有时候其他系的同学也来。
上世纪80年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话不好好说,小说也变得晦涩。但小说其实没那么伟大,人拿起笔来写人的生活,只要文字不错,都可能成为文学。动辄评“十大作家”,是把小说拎在了一个高处,都扯淡。文学的重要只是因为它在那一个时段内,起到了推动社会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大学中文系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吗?
梁晓声:中文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专业,它的特殊性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装出很深刻的样子。这一点,有时候不但学生如此,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因此我们在听文史哲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貌似深刻,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太着调。
一堂课45分钟,这是学生考了高考、交了学费才能坐在那儿听的。有时候大学课堂上,可能缺乏一种庄重。有些讨论的问题是庄重的事情,不需要诙谐,不需要搞笑。我们现在把很多场合都变得娱乐化,好像不热一下场就不能进入讨论问题。幽默是需要的,但也不必要每一堂课都搞成脱口秀。
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对待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把需要庄重思考和认知的问题,掺进了游戏里,掺杂了讨好、取悦受众的心思。我在书里没有用这样的桥段。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的中文系教授汪先生似乎有你的影子?
梁晓声:对,包括他讲课的内容,基本也是我讲过的课,是我曾经引导学生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就现代文学而言,我到现在没有读过一本读了之后没懂的,所以不需要全程由老师来讲,高中生以上都能读懂,只不过有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觉得更好的上课,是师生一起来讨论一部文学作品引发的延展性思考。
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拍成电视剧,我也希望为学中文的学子们出一部电视剧。我心目中的汪先生,我觉得范伟来饰演很合适。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很欣赏他的表演,他的整个面部表情,尤其眯起眼来微微一笑的时候,有着一种宅心仁厚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我认为汪先生应该有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写年轻人的时候,会和年轻人有代沟吗?
梁晓声:代沟不是想没有就没有的,就算你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代沟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代沟并不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一些方面去交流,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我们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写年轻一代对我是一个挑战。首先语言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用语,我没有办法融入。80后还好,就是我儿子的年龄,跟我的语言比较贴近,而80后和90后之间可能就有代沟了。
有意思的是,70后作家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么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写女孩差不多也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这可能是作家写作时候一个代际的标签化。我倒是更喜欢我笔下那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但不是“顽主”。
中青报·中青网:就你的观察,现在的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出路如何?
梁晓声: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学IT的毕业后年薪多少,但他们也很累,最容易疲劳死,中文系一般不会疲劳死。不久前我做一档读书节目,几位80后朋友都是中文系的,其中一位是某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副主任,同时自己也写作,出版了好多书,还是北京文史方面的年轻学者。
仔细想想,这世界上和人发生关系的好东西就那么几种,大部分可以用财富概括。但有一样绝好的东西,超过任何财富,可以留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儿女,那就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在十七十八世纪,作家是贵族行业,后来回归到平民,平民中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相当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从文化书籍中获取力量。所以,书籍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能读到什么程度。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在讨论生活的时候,借女主人公之口说生活可以分为诗歌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你的生活是什么文体?
梁晓声:我已经70多岁了,我经常想,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确实都是过眼烟云。
我没有经历过诗歌一样的人生,压根儿没想过。我从少年时期就知道,这辈子就是报告文学——写实,来不得半点浪漫、抽象、虚幻。当时家里有各种困难,父亲在外省,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所以,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但并没有浪漫起来。我的浪漫情愫,最多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说里出现一点。
但我从一开始写作,其实就在写情,只不过这个情不仅仅是爱情。别人问我,《人世间》中什么最打动我,我告诉他们,男女之情不会打动我,我可能更感动的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写下一部,你会特别想写什么?
梁晓声:没有再下一部了。《中文桃李》是“梁记面食店”最后两缸面中的一缸,最后一部也在写了。之后,我就是一个坐路边晒太阳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