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榜上，中国队位列第三，既创造了冬奥历史上的最佳战绩，也首次实现了冬奥会所有大项的全项目参赛。可在2015年，在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时，北京冬奥会要举办的109个小项中，约有1/3我国几乎没有开展过。

　　7年时间，多个项目的空白被填补，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新模式功不可没，尤其跨界跨项选材的路径为未来体育人才选拔留下了更多的思考。

　　我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177名运动员中，约有1/5来自跨界跨项选材，他们有的成功夺牌，有的使得某一项目首次有了中国人的面孔。尽管不是所有选手都能崭露头角，但这一新的选材方式，深深影响了我国体育领域的人才观，是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

　　2017年03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国越野滑雪跨项、跨界选材测试在沈阳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雪上项目有近一半为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

　　从童星“小栓子”到雪上“苏神”，18岁的苏翊鸣用奥运奖牌给自己献出最特别的成人礼。

　　刚刚退休的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张世响曾作为苏翊鸣的领队，几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

　　张世响回忆，第一次见苏翊鸣是在2018年8月的一个晚上。当时，苏翊鸣一个人从长春飞到北京，来到营地，第二天就一起前往日本训练了。“独立，精明，成熟”是14岁的苏翊鸣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张世响说，苏翊鸣跟队训练和学习、生活都很努力。他聪明、懂事，跟队训练之外还和队员们一起学习日语，英语及其他文化知识，也会自学文化课、或是通过网络请教他中学的老师。

　　苏翊鸣所在的跨界跨项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有40多人，来自广西、云南、河南等全国各地，多是练习武术、体操等项目的。

　　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介绍，参加此次冬奥会的177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覆盖区域北达黑龙江省，南抵广东省，东至上海市，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约有1/5的运动员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事冰雪项目专业训练，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彻底改变了冰雪项目仅仅依靠个别省份输送的情况。

　　“我们只有一个奥运周期的训练准备时间，只能一天当做两天三天用，一年当做两年三年用。训练期间没有节假日，技能训练完了，就学习文化知识。”张世响说。

　　在他看来，被誉为天才少年的苏翊鸣，训练非常刻苦，为做好一个动作，常常是反复练、反复看录像。期间受过两次伤，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克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困难。苏翊鸣曾不止一次提过自己心中的梦想，“要自己家门口参加冬奥会，为国争光！”

　　获得钢架雪车铜牌的闫文港，曾经在天津武清区体校田径队有过7年的跳远生涯，这让他练就了出色的爆发力，而这也正是钢架雪车起跑阶段必需的身体素质。

　　所有跨界跨项而来的运动员都怀揣着参加冬奥会的目标，但最终站到赛场的运动员只是极少数。

　　10岁起进入河南登封的一家武术学校习武的何金博，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转入自由式滑雪训练。尽管第22名的成绩未能晋级决赛，但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中国男子选手参加过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比赛。

　　征战北京冬奥的中国跳台滑雪队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新军。2019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后组队成型，宋祺武、董冰、彭清玥脱颖而出，只是在距离决赛轮仅一步之遥时，失之交臂。

　　来自新疆的中国越野滑雪集训队成员吐尔松江·布尔力克，即便无法在奥运会上登场，但他以官方试滑员的身份测试场地，在赛道中穿梭驰骋。“如果不能以运动员身份参赛，那代表国家成为冬奥会试滑员，为场上的运动员服务也很光荣。”

　　跨界跨项选材具备科学性，但不要“神化”

　　实际上，中国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转项运动员。比如人们熟知的刘翔，从跳高到跨栏；田亮、伏明霞，从体操到跳水；中国男子击剑首次奥运夺冠的仲满，则练过跳高和篮球。

　　“转项，其实是教练员经验选材的典型代表。”谈起这些，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张一民如数家珍。从1992年我国体育界开始建立青少年选材体系，他就接触体育领域的选材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也参与了科技部组织的奥运优秀运动员科技选材。

　　“不管是当时的‘转项’还是如今的‘跨项’，共同点都是希望充分发挥运动员的天赋，延长他们的体育生涯。”张一民说。

　　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针对我国培养运动员早期专项化训练就有过争议的声音。过于固化，可能造成人才浪费。“但倒过来说，我们做过统计，一个成熟的运动员，不经过至少5-7年的专项化训练，怎么可能在奥运会上夺金呢。”

　　选材是竞技体育的第一个阶段，从运动员的能力满足项目的比赛需求出发，制定相应的选拔标准。

　　张一民介绍，适合某个体育大项的“材料”里有个“坯子”，其中基本的要求是，肢体协调、灵敏、快速、反应能力强，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如果搞清楚一个项目的“冠军模型”，用一些有效的测试方法或指标，测试运动员的竞技潜能，更加有利于其从事合适的项目。

　　备战冬奥以来，体育部门“恶补”人才短板。跨界跨项选材逐渐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制度。张一民记得，2018年进入选材最密集的“扩面”阶段，一共选了3000多人，相比上一个周期备战的300多人，扩大了844%。然而到“固点”阶段，一些运动员面临退役或分流。后期的国家队，只留下了几十人。

　　在张一民看来，跨界跨项选材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能让更多的青少年运动员接触更多的项目。

　　比如，当运动员练到青少年时期，发现不太适合，可以考虑在同项群中转一个类似的项目尝试，避免人才浪费。

　　其次，从科研的角度来说，跨界跨项的核心是满足成年运动员的需求，通俗来说，是一种“救急”的方式。定向选材和跨界跨项选材，在中国选材的工作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形成有效有机的互动。

　　张一民曾前往“中国杂技之乡”选材，但他发现，杂技的肌肉发力方式与冬季项目所需要的不太匹配，这些选手或许会继续尝试夏季奥运会的项目。

　　“跨界跨项具备一定的科学性，但不要把它‘神化’。”张一民认为，冬奥会结束后，要就跨界跨项选材总结经验，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探索。

　　张一民在北京体育大学还教授“选材”的课程。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趋势下，普通的孩子里也可能出现高手。因此，教练员发现人才的一双慧眼格外重要，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了解项目，还要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能进行必要的测试来检验孩子成才的几率。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跨越的基础

　　2月20日，中国队以9金4银2铜收官北京冬奥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钢架雪车等项目，也刷新了最好成绩。

　　“从金牌数量上来讲，中国已经创造了亚洲国家在冬奥历史上的最佳名次。这次我们对标的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那一届韩国是第5名，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3，是韩国的6倍，如今是美国的4/5、是韩国的10倍。”在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袁晓毅强调，对于没有地理优势的国家，综合国力是开展冬奥项目基础中的基础。

　　20多年前，中国连雪车赛道都还修不起。这是个“玩不起”的项目，雪车海外训练成本很高，从赛道上滑一趟50美元，一节课场地费就需要两三千美元。

　　因此，闫文港在钢架雪车项目上取得的这枚铜牌格外珍贵。袁晓毅曾执教中国钢架雪车队、中国雪车队，赴美国、加拿大参赛训练。改变从进海关时发生，“你们中国人也开始练雪车了吗？”“对呀，我们刚成立国家队。”

　　当中国的4人雪车第一次在美国盐湖城赛道上“勉勉强强滑下来”，“在那个基地训练的各个国家的教练员、运动员都给我们鼓掌，这个意思就是，欢迎我们加入了雪车这个大家庭。”袁晓毅说。

　　在袁晓毅看来，在欧美国家运动员的跨界跨项，是一个“人才再利用计划”，但对中国备战冬奥而言，最主要的是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为以后的项目布局做指导。

　　“这次备战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国家培养了一批专业能力较强的教练员。”

　　袁晓毅此前是田径项目的老将，直到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备战保障团队成员，他才开始接触雪车等项目。在此之前，即便很多中体育界人士也分不清雪车、钢架雪车、雪橇项目。

　　北京冬奥会上，雪车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几乎都是袁晓毅的学生。袁晓毅告诉他们，“我们这代人是夏奥帮助冬奥，你们一定是第一批中国雪车的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如果将来再有备战任务，你们起码在跟外教沟通的时候，会更进一步。”

　　在袁晓毅看来，跨界跨项选材引领的从无到有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体育工作的思想变革。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尊重运动员，同时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为运动员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北京冬奥会上获得钢架雪车项目第5名的殷正，如果凭借此前练习田径的项目，很难站到奥运赛场上，但在短短几年里，他从夏奥转到冬奥，拥有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到北方的第一个冬天，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大雪，太兴奋了，也是在那时，我对冰雪运动燃起热情。” 21岁的广东小伙彭俊越曾是一名篮球选手，2015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进入雪橇队，在冬奥会的双人雪橇比赛获得第17名。尽管没能夺牌，但他说，“我从雪橇‘小白’一步步提升自己，如今代表中国站上了冬奥会赛场，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