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旅行

　　契诃夫为何突然放下手头的创作，去进行一场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堪称危险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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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4月19日，契诃夫从莫斯科启程前往萨哈林岛。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旅行。为给此行做准备，契诃夫阅读了大量有关萨哈林岛的书籍资料，据研究者统计有65种之多。这也是一场看上去有些神秘的旅行。在动身前一年的6月，契诃夫向曾去过萨哈林岛的女演员克·亚·卡拉狄根娜了解旅行路线及应注意事项，并要求她为之保密。

　　这还是一场引发众多不解的旅行。1890年1月，莫斯科的报纸发表了契诃夫将要开始萨哈林之行的消息，立刻引起众说纷纭。外人甚至契诃夫的家人都不理解，已经成名且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契诃夫，为何突然放下手头的创作，去进行一场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堪称危险的旅行。也许是被问得有些无奈，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戏言，他“想要从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实际上，契诃夫为何要进行此次旅行，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破解。按照常规解读，契诃夫当时正处于精神危机之中。最了解他的哥哥的去世，给他造成严重的打击。他的创作似乎也遭遇了瓶颈。尤其是在1880年代，俄罗斯社会笼罩着万马齐喑的压抑。“怎么办”“往哪去”，成为很多人的迷茫与苦闷。契诃夫自然也处于这样的迷茫、苦闷之中，因此他的萨哈林岛之行，被认为是意在寻找“怎么办”。

　　坦率说，我不太认同上述解读。莫名感觉那样的说法总好似有那么一点没有捅破。的确，出于小说家的敏感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契诃夫的创作一直体现着“人民性”。就大的背景而言，他的萨哈林岛之行当然也是“到人民中去”。不过，假如以“代入感”的视角，我更愿意将契诃夫的这场旅行视为一场疗愈之旅。我更愿意相信，当时内心的苦闷，逼迫契诃夫必须走出去，正如同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出门几天一样。而契诃夫独特的个性，则使他选择了一条迥异常人的旅途。

　　这条旅途，很多人以为是熟悉的，因为不少作家已描写过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但是，假如较真儿地再追问一句：真的熟悉吗？恐怕又很难说是。这一条旅途，就是那条通向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

　　在当时的俄国，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巨大影响，人们对流放制度背后所可能的生活已经有了概括性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粗浅甚至大多流于概念化。原因并不复杂，绝大多数人对于西伯利亚、对于流放生活，都没有切身体会。他们或从十二月党人的遭遇，尤其是那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追随丈夫走上流放之路，看到了某些坚贞与浪漫；或从“死屋”之中，看到了人性的堕落与残酷——这大约就是对于西伯利亚及流放的全部认识了。

　　但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几个概念岂能涵盖。这正是契诃夫让我敬佩之处：他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自以为是之中看到了无知。他要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那片土地。而他选择的目的地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萨哈林岛在当时就有了流放地狱的恶名，可是在契诃夫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探访过。

　　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待了82天，据说填写了一万多张调查卡片，目前留下来的尚有7600多张。仅此就可体会到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多么惊人。

　　因此这本《萨哈林旅行记》，在契诃夫全部创作中显得特别突兀。它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更像社会学调查记录。套用现在相当时尚的一个词，这本书是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书中充斥着大量的数据，有时不免让读者感到沉闷。但是作家的书写气质平衡了阅读的偶然不适，一旦进入描述，契诃夫独有的文学性立刻显现。这是伟大作家的个性力量，假如意识到契诃夫几乎以个人之力丰富、加深了人们对于流放的理解，就会更加感受到这位作家的伟大。

　　不过坦率地说，《萨哈林旅行记》正式出版后尽管也引发了不小争议，但相比于契诃夫整体创作历程，这部作品无论是在读者还是研究者中，都缺乏足够关注。人们知道有这部作品的存在，可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太多其他印象了。

　　我不知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也许从文学的角度，不太好为《萨哈林旅行记》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地方，发现生活的真实。而从时间性来说，我也愿意把这本书视为对抗遗忘之作。阅读《萨哈林旅行记》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萨哈林岛自己其实所知甚少。于是，新的阅读便由此开启，正如当时许多人因由契诃夫的这本书而开始了更深入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