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天禄琳琅”藏书 80后跟着60后修好了

　　《六家文选》修复前后对比。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1月7日，国家图书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历时8年之久的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式结项。

　　也许还有人不清楚，什么是“天禄琳琅”？是书。那是一本书、一套书还是一屋子书？和很多清宫戏一样，故事要从乾隆说起。

　　中国古代皇家一直有收藏书和整理书的传统，这在清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宫廷藏书，不仅数量蔚为可观，品质也超越前朝。毕竟，对“十全老人”来说，书也得藏全。于是，乾隆在其即位第九年（1744），谕令诸臣择选内府秘藏书之精善者，在紫禁城中的昭仁殿设架庋藏，并御笔题写“天禄琳琅”匾额，高悬于殿内。

　　这，就是“天禄琳琅”的由来。

　　其实在清宫中，藏书之所并非只昭仁殿一处，内阁大库、文渊阁、摛藻堂、乾清宫、养心殿、武英殿、舆图房、方略馆等处都各有藏书。而“天禄琳琅”的特别之处在于，是乾隆将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而成。此后，乾隆四十年（1775），大学士于敏中等人奉敕整理、鉴定“天禄琳琅”所藏之书，并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图书429部。

　　无论《永乐大典》还是《四库全书》，这些大众熟悉名字的典籍，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总是经历各种天灾人祸，“天禄琳琅”也没有躲过这个“规律”。

　　对古籍来说，天灾，往往是火灾。嘉庆二年（1797）十月，乾清宫大火，连同配殿昭仁殿皆成废墟。火灾过后，殿内所藏书籍亦不知下落，清史档案中并未记载“天禄琳琅”藏书被毁情况。直至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昭仁殿时，也未见一册《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书，因而推测这场灾难已将“天禄琳琅”悉数焚毁。

　　火灾过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谕旨重建乾清宫。同时，曾领衔主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的彭元瑞奉敕再度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宫中各处善本再次被集中挑选，而后整理汇集藏于昭仁殿，仍用“天禄琳琅”之名。

　　这一次编写书目为二十卷，用时仅7个月，于嘉庆三年夏日编成，共收录善本664部。彭元瑞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末记：“《前编》宋、元、明外，仅金刻一种；《后编》则宋、辽、金、元、明五朝俱全。”

　　天灾难料，“天禄琳琅”尚能重生，但近代中国的危如累卵，让古籍与家国命运一般浮沉难测。

　　自清同治年间，朝廷开始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出宫外，由书肆代为修复装潢。这期间，就有宫内办事者监守自盗，致使内府藏书流失，也开始形成“皇家-民间”的藏书交易市场，不少宫廷藏本流入私人藏书家手中。

　　到了清末，昭仁殿所存“天禄琳琅”已不足半数，原因有三：一是溥仪借赏赐伴读的名义运出宫外；二是臣子借溥仪退位之机巧取偷换；三是溥仪赏赐大臣。

　　伪满时期，溥仪曾将几十部“天禄琳琅”藏书变卖折现，其余的跟随其运至长春“小白楼”。储藏条件简陋，加上溥仪自己对藏书不以为意，许多藏书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潮、防蛀措施，发生霉烂、蛀蚀、残缺。日本投降前夕，在溥仪逃离长春之时，这批藏书经历了周边人员的哄抢，其中一部分再次流入市场。剩余藏书几经辗转，最终运回故宫博物院。

　　抗日战争时期，尚存故宫的部分“天禄琳琅”藏书，跟随宫中其他珍贵文物一起南迁，其过程之艰难无需赘述。抗战胜利后，这批藏书又迁至台湾。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大力支持，散佚的“天禄琳琅”珍本不少收归公藏。故宫博物院所藏“天禄琳琅”205部全部移交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特藏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颠沛流离的“天禄琳琅”才终于安顿下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国家图书馆现藏“天禄琳琅”279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籍。

　　由于“天禄琳琅”书中不乏破损严重的情况，于是很长时间都作为未编书进行保管。直到2013年4-6月，国图古籍馆才完成了未编“天禄琳琅”古籍的编目，并在编目中对该书进行了破损状况初步调查。

　　调查结果可谓触目惊心：馆藏270余部、3500余册古籍中，约10%即300余册存在严重的纸张糟朽、絮化、粘连、装帧解体等问题，按部颁标准，属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

　　尽管国图的善本库房已经有了良好的恒温恒湿条件，但残损书籍中所携带的霉菌以及絮化、粘连等纸张病害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愈加严重。

　　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2013年6月8日，原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挂牌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开展古籍修复的同时以师带徒方式传习修复技艺，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也是在这一年，馆藏“天禄琳琅”编目和破损调查完成，同年8月，“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启动。

　　修复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在年龄上存在断层，年龄段从60后直接跨越到80后。年轻人多为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他们在具有35年以上修复经验的专家们的示范带动下，面对“天禄琳琅”这样的“顶级教材”，在实践中掌握了相对全面的技能，并同期开展研究。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是国家图书馆继“敦煌遗书”、《赵城金藏》之后的又一“重任”，不但体量大，而且难度大。每一册藏书的共同特征是珍贵，不同之处是“破得各有千秋”，修复方案无法一概而论，需要对每一册书进行“个性化”定制。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青年修复师崔志宾介绍，“天禄琳琅”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藏书中都可见前人修复的痕迹。在“整旧如旧”的指导原则下，修复者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保留还是清除这些“后来者”的遗存？经过反复探讨，他们最终决定，对不影响书籍当下乃至未来的使用质量和保存寿命的情形，严格维护历史遗存，为后人留下客观实证。

　　但也有一些特殊案例，比如，前人曾以“连补带衬”等不当方式进行修复，造成书叶纸张褶皱、板结、粘连，《班马字类》《孟子音义》等古籍就存在这种情况。前人的操作痕迹并不利于古籍保护，本次修复就进行了整改，不是死板照搬“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等原则，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标是尽量延长古籍的保存时间。

　　8年过去了，“天禄琳琅”修复完成，相关展览即将举办，相关成果即将出版。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古籍善本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经过了多少战乱离合，历经多少代人的保存与修复，才得以旧貌新颜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只要今天的年轻人还能觉得——这是在修“自己”的东西、这是在与“自家”文化交流，那么，就文脉不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