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魏婉
“我支持新疆棉花!”日前,和许多爱国网友一样,在新疆棉花遭到恶意抹黑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陆宴辉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句宣言。在此之前,洁白无瑕的新疆棉花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已经被他倾力保护10余年。
据国家统计局核定,2021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2.9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近九成。同时,新疆棉花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500万吨以上,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连续五年超过80%,而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包括陆宴辉在内大批科研人员的心血。
收获一株棉花并不容易,在悉心呵护的150多个昼夜里,最让棉农们提心吊胆的莫过于虫害问题。棉苗时期主要有蚜虫,之后又有棉铃虫、叶螨等,据相关记载,我国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其中,主要害虫有20多种,基本上都能在陆宴辉的实验室里找到。他笑言:“做害虫研究,就怕养虫养不活,治虫治不死。”
1992年,棉铃虫大暴发,造成重害区棉花减产50%以上,全国棉花总产减少30%,直接经济损失超100亿元。为抵御抗药性极强的棉铃虫,我国华北地区1997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转Bt基因抗虫棉花,其植株内产生的Bt杀虫蛋白,在与虫体里的特定受体结合后,能够致死棉铃虫。
2005年,陆宴辉进入中国农科院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为攻克转基因抗虫棉花害虫种群地位演替机制的难题,他在河北一待就是五六年,每年4-10月份最热的时候都在种棉花、做田间调查。“刚见他时我还琢磨,这么白净一小伙子下地行吗?没想到他在基地挺下来了,再见面时黑乎乎的”团队研究员梁革梅说。
经过调研,陆宴辉所在团队证实,转Bt基因抗虫棉花,不仅降低了棉花上棉铃虫的数量,还减少了周边未经过Bt改良的农作物的受害程度。这是世界首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论文被作为封面故事登在《科学》杂志上。可是,新问题又接踵而至。
棉铃虫被治住后,农药的使用量大大减少,而其他种类的害虫又“猖獗”起来,“新形式下新问题也会不断产生,我们要保持‘前瞻性’,才能有效提升害虫防控的科技水平与治理能力。”他提醒,也不能把所有虫子全部清除,因为从食物链角度而言,棉花到害虫再到天敌,没有中间环节,有益的生物也会消失。
根据我国棉花区域布局战略调整形势,2010年,陆宴辉将科研重心全面转移到了新兴优势棉区西北内陆,扎根新疆至今,因为“棉花种到哪里,植保卫士就扎根到哪里”。但是,与华北地区普适性技术不同的是,新疆地形复杂、土地辽阔,导致“针对一个地点做试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适用到全新疆。”
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陆宴辉从零开始,和团队摸索着在新疆分散创建起5个基地和试验点。最让他担心的,还是语言不通带来的“疏离”。他认为,农业科研不能离开“三农”的土壤,要想农民所想,这也是所谓“前瞻性”的重要来源。
“百姓也是我们的老师。”陆宴辉回忆起在华北调研时听过的一句俚语,说棉铃虫是“除了不吃电线杆,啥东西都吃。”据书本记载,棉铃虫取食范围很广,能取食200多种的植物。当地农民并未读过却能自己总结,并用形象生动、易于传播的话语表达出来,让他深受启发。
为此,陆宴辉努力融入新疆当地农民群体后发现,许多技术成果交给百姓,用不好、管不好,反而损失惨重。因此,他提出,“从实验室走到田间”的距离需要缩短,即新技术如何有效地推广应用非常重要,要不断与农民结合,更多的用户反馈才能实现优化,“生产中实际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研究什么技术。”
“科研人员要干什么,就会干一辈子。”提到农业和科研,陆宴辉眼里就有光。在他的家乡,把走出农村、不再做农民,比喻为“撂下玉米籽袋”,是件“有出息”的事,但是他说:“我会把‘玉米籽袋’一直扛在肩上。”陆宴辉鼓励青年人投身农业,认为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同样需要“门槛”,“农业大有可为。”
只要陆宴辉在北京,哪怕是晚上10点,去办公室找他一准儿在。错过女儿成长中的重要时刻,让陆宴辉有许多遗憾,但是“寒来舍子图宏志,飞雪冰冬暖万家。”像棉花的品格一样,“棉籽”的分离,是为了使棉花的纤维被制作成御寒的衣物,以温暖更多人。
如今的棉花产业也已成为新疆农村经济的支柱和特色优势产业。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目前新疆近一半农户从事棉花生产,来自棉花的收入贡献了新疆农民纯收入的30%,“能帮更多家庭保住饭碗,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陆宴辉说,植物保护与信息等新兴技术相结合将成为他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