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十五分钟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的这两年，我像很多人一样，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出行，尽可能地在住所周边解决日常所需。所以，在我住的小区生活3年后，我才第一次去了社区医院，逛了有几百个摊位的菜市场，还发现了一个刚刚竣工的城市公园。

　　也许是城市太大，选择太多，我们似乎很少将对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小小的社区里，相反，我们更愿意体验和享受大城市带来的丰富性，这也是最初吸引我们留在城市的原因之一。

　　但突来的疫情，让“身边”的日常变得重要起来，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作为“服务居民和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日渐凸显。不久前，由52个城市共同发布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强调，社区要与市民日常生活规律相衔接，实现空间与人的活动相对接，有效分配公共资源，发挥服务效率，激发后疫情时代新的低碳生活方式。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简单说，就是以15分钟步行范围为空间尺度，配置住房、公共服务、工作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功能和设施。这个概念在2014年就被提出，2019年11月，自然资源部正式启动了《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的编制工作。

　　平均而言，15分钟的步行距离大约在1公里，这是一个对普通人而言，从物理上和心理上都“易于抵达”的距离——不需要特意早起去换乘公交；不需要特意安排一天往返图书馆；不需要堵在路上只为了去逛个公园。因为“不需要特意安排”，所以这些设施与功能，可以随时随地嵌入日常生活。

　　2017年，美国公共用地基金会及国家休闲与公园联合会等组织也曾联合发起过一项“10分钟公园计划”。该计划倡议，生活在社区中的每位居民都应该拥有一座步行10分钟内可达的公园。根据当时的数据显示，约有1/3的美国城市居民无法在离家10分钟的范围内抵达一座公园。

　　“10分钟”也好，“15分钟”也好，反映的是人们相似的诉求。曾经以功能划分的高效运作的现代城市，渐渐背离人们最初对它的向往，人们被城市“驱使”着选择生活，有时候人倒成了城市的附属品。如何跨越资本的诱惑，把享用的权利交付给每一个人，是当下城市规划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这也正是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千年的人们所一直在做的努力。

　　“‘社区生活圈’的提出正是城市规划设计思路的转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枫认为，“传统的小区是以人口规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1000个人要配多少资源来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的，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特征。‘社区生活圈’，是以需求为设计导向，既体现了物质空间的设施圈、环境圈，也体现了感知空间的邻里圈和社交圈。”

　　我猜想，不少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和我一样，下班后回到住所，常常是大门一关，很少和邻里发生什么关系。因为缺少交往，所以和邻里产生摩擦时，会下意识地采取一种防卫的姿态。而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看来，只有较强的身份认同和相互了解，才能为社区带来安全和秩序感（《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有别于传统社区在物理上空间上创造社区感，现代社区有可能依据数字技术拓展更多的公共空间，尤其在疫情发生的地区，线上社区为居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强烈的社区意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为该地区创造更大的潜力。

　　只是，线下的公共空间依旧不可替代。对于很多现已存在的社区来说，将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大概就是缺少可用的公共空间。改建或是腾挪都难免要经过多方博弈，不过，这也并非全是坏事。在之前提到的“10分钟公园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原有的城市秩序中辟建新空间时，政府、开发商、规划师、市民等多方主体旷日持久的谈判与交锋，从某种意义上，也为彼此的协作提供了一种可能——不但促进了社区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同时推动了社区内部居民间的熟悉与理解，为下一次的协作提供了经验。

　　除此之外，对于一个良好社区的期待，除了我们“想要什么”，还有我们“不想要什么”，比如那些经常被投诉的“扰民的KTV”“遍布狗屎的街心公园”。如何在现有的秩序上做减法与调整，对于正在各地进行的城市更新，或许同样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作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的发起者，上海市在2035年的总体规划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区生活圈，努力推动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希望这一设想成为每一位城镇居民都能享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