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直播”，哄客与平台难辞其咎

　　10月15日，网红博主“罗小猫猫子”在直播中喝农药自杀，经抢救无效去世。网传其患有抑郁症，当时并非真想自杀，而只是想借此引起男友重视。事件发生后，死者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直播间有人起哄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将追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

　　生命终究只有单程票。即便当事人喝下的农药是她稀释的，即便直播结束后当事人自行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仍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抑郁自杀是个社会议题，但是，此事之所以引发舆情热议，最关键的是一些看客在当事人直播时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在当事人将疑似农药的瓶子拿到镜头前时，竟有网友在弹幕上写道“快喝”“瓶子里不会是尿吧”“要喝就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很难说，是不是某几个戾气横生的字眼，成了促使当事人愤而喝下农药的那一片“雪花”。

　　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事件中哄客的法律责任问题。从刑法规定看，起哄者可能涉嫌犯罪的理由，主要在于能否评判为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如果主播心智健全且早有自杀之心，那么哄客们尽管添油加醋促使其强化自杀决心，事实上也很难被定罪入刑。但即便暂时难以入刑，也并不代表实施这种行为就可以逍遥法外。一般来说，可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起哄者进行行政处罚。比如2020年12月27日，河南邓州一女子在某跨河大桥欲轻生投河，男子杨某奇为博人眼球，现场起哄怂恿该女子投河自杀，并拍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被处以行政拘留9日的治安处罚。

　　同样值得反思并追问的，是直播平台之责。在这起事件中，直播平台对风险控制的粗疏同样让人心生疑虑：第一，“喝农药”这样的关键语音或关键字眼，为何没能触发直播平台的风险预警机制？第二，在不少网友表达急切关心时，为什么直播平台未及时介入？根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相应管理人员。《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亦明确规定，网络表演不得含有表演方式恐怖、残忍、暴力、低俗，摧残表演者身心健康的内容。由此可见，网络上出现“直播自杀”等恶性事件，平台方并不能两手一摊、两肩一耸装没事人。

　　底线法律之外，还有世道人心。抛开法理上的纠结，从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拿生死调侃的哄客、放任自杀表演的平台，无论如何都难以在人命关天的案例中把自己“择干净”。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近日发布的《直播电商成长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参与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超6.3亿。当下，中国几乎各大社交软件都具有直播功能：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讲课、有人直播带货……越来越多的人玩直播、越来越多的人看直播，这个时候，如果直播领域“无法无天”，互联网就走到了美好生活的反面。在触目惊心的“死亡直播”中，哄客与平台难辞其咎。尽管从对他们追责的结果预期看，或许情况不太乐观，但追责态度本身就是对责任与良知的唤醒，也是对权利与自由的呵护。

　　对于直播间的这场悲剧，既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让其血淋淋地商业化展示。无论是否故意，大嚼“人血馒头”的哄客与毫无作为的平台，都该为自己的暴戾与放任支付法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