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反诈需跳出“既得利益藩篱”

　　 ■ 王琳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拟于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提出，将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明确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电信网络诈骗持续攀升。举凡各色“杀猪盘”花样百出，刷单诈骗、贷款诈骗、投资诈骗、冒充客服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等，不一而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前发案最高、损失最大、群众反响最强烈的突出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电信网络诈骗屡禁不止、严打不绝的背后，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因时而变，如不同于其他犯罪形态的隐蔽化、团伙化、跨境化、精准化、多样化等特征，让反诈成效的持久颇受考验。

　　 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上不断发力，从易受诈骗人群（潜在被害方）着手，努力把预防电诈工作做到打击之前。然而，仅依赖于提升潜在被害人的防诈骗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电信网络诈骗依附电信网络科技而生，形成新的犯罪形式和渠道，其与电信网络诈骗反制技术措施几乎就是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科技较量。围绕一些特定领域，电诈犯罪的上下游甚至已发展出一条条紧密关联、相互协作的灰色“产业链”，庞大的既得利益也构成了反诈绕不过的坎。

　　 正因为此，规范并强化电信网络诈骗反制技术措施，加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更好赋能反电诈工作，加大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明确金融、通信、互联网等相关行业及其运营方、开发方和管理方的责任，都是反电诈必不可少且无可替代的选项。

　　 尤其是对电信和网络运营商来说，诈骗短信、诈骗网站、诈骗微文等，都是流量，也都是利益。当利益与社会效益两相冲突时，群防群治的责任清单理当推动责任主体勇于壮士断腕，以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电诈案件的发生，更好地保障群众财产安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还得看这些运营方如何跳出“既得利益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