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湖北医生为什么在非洲种菜

　　 你能想象吗？当你正准备拿起持针器缝合一根如同泉涌的血管时，一只苍蝇却冷不丁地落在你的指尖。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它又嗡地一声升起，在手术台上翩翩起舞。

　　 你能想象吗？上台时发现没有器械护士是家常便饭，助手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当你想再找一把好一点的血管钳时，才发现本就寥寥无几的手术器械能起的作用，还比不上你的一双手。

　　 你能想象吗？就算自己已经为了台上产妇的安危满头大汗甚至有点烦躁，自己却仿佛置身汪洋大海中孤军奋战，因为此时站在一旁当地的医护人员，都仿佛置身于咖啡馆一般，侃侃而谈着你听不懂的家长里短。

　　 他们没戴口罩，已经戴了无菌手套的手继续随意触碰任何东西，包括无影灯、病人露在外面的手，以及自己发痒的鼻子。

　　 这是我，一名湖北宜昌的妇产科医生，远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时的真实经历。

　　 院子里的菜地 寄托思乡之情

　　 2019年3月19日，我作为中国（湖北）第26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一员，从湖北武汉天河机场启程，前往遥远而炙热的非洲大地，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阿尔及利亚（下称阿国）虽然不是条件最差的非洲国家，但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初来乍到之时，由于这边的水质较国内差，大米粗糙难以消化，很多队员都出现了水土不服（如腹胀、腹痛、便秘甚至腹泻等消化功能不适），还有的队员本来胃肠道就不好，只能默默忍受坚持。

　　 我们一行人住在巴特拉省综合医院陈旧的老房子里。尽管阿国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但与中国不同，这里并没有系统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所以驻地还是免不了经常性的停水、停电。

　　 虽然住处相对破旧，好在当地医院给我们添置了暖气炉和空调设备，也能基本保证驻地的“冬暖夏凉”。

　　 当地的日常生活，仿佛穿越回到我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生活物资全都需要计划性供应，一年四季，我们只能领到土豆、西红柿、洋葱、生菜这四种蔬菜。肉类中最常领到的是鸡肉，偶尔要是领到一次牛肉，能让我们整个队都感到欣喜若狂。

　　 不过，在援外的日子里，最难熬的还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思乡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驻地，医院。为了保证中国医疗队员的安全，我们平时都生活在驻地医院的小院子里，除了平时集体出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物品外，几乎很难有外出的机会。

　　 我们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过着不太自由却又简单的生活。

　　 幸运的是，当地医院给我们在院子里提供了一小块菜地，队员们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开荒、翻地、播种、浇水、施肥。这块菜地也就成为我们打发休闲时光、缓解思乡之情和培养其他兴趣爱好的好地方。

　　 创造了一个奇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阿国开展手术的许多经历，在我们国家的医生看起来也许是无法想象的。

　　 当你为了病房里可能发生大出血的产妇、胎儿窘迫可能发生重度窒息的患者急急忙忙寻找手术台的时候，却可能被一旁的医生质问：“你真的有那么急吗？我下班了，等接班的医生来了再说。”

　　 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我们的队员习惯了“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将所有风险防患于未然”的亲力亲为。

　　 而这样的做法在当地医护的眼中，却成了中国医生独特的品质：热爱工作。当我反问：“为什么不工作？”时，得到的反馈永远都是“累了”。

　　 某天夜里，值班室外狂风暴雨，雨水拍打着窗户哐哐作响。

　　 助产士急急忙忙地向我汇报紧急病例：患者双胎顺产，第二胎横位，孕3产2（顺产），双胎38周，第一胎已经娩出20分钟，现在第二胎横位，胎心正常。

　　 我赶到病房查体，好在患者宫口并没有回缩，我顺着宫口摸到了胎背。彩超确认第二个胎儿体重约2800克——有内倒转治疗的机会！

　　 我用蹩脚的法语向助产士和产妇表达了我的意图，还没来得及谈内倒转的风险，她们就表示同意，并为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在阿尔及利亚，患者对医生的决定总是百分之百信任，直接免去了医患沟通、病例签字等环节，这为我的决策与操作赢得了时间。消毒、洗手、戴手套，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胎头方向上推胎头，确认胎儿臀部，顺势抓住胎儿双足，试图臀牵引娩出胎儿。当胎儿双脚终于拖出阴道口时，这个顽皮的孩子却又扭动着屁股踹了我一脚。

　　 经过短暂又漫长5分钟，孩子终于平安出生。“她是活的！”助产士和学生们都欢呼了起来，产房里响起了掌声。

　　 事后助产士告诉我，以往类似的情况医生都选择了剖宫产：“你创造了一个奇迹，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互相打气 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由于我们医院周末只做急诊手术，所以每周第一天的白班总会特别繁忙。

　　 一次，当我和同队的李医生连着做完13台手术后，正准备下班，产房的护士长忽然来值班室汇报：有一名产妇，孕1产0 ，40周+3天，胎心不好，HIV阳性，病毒载量提示高传染风险。病历显示产妇因自觉胎动减少已经入院三天，之前的胎心监护提示胎儿缺氧可能。

　　 然而，周末值班的当地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于是就白班拖夜班，夜班拖白班，不积极处理，最后把问题拖到了我们两个中国医生身上。

　　 我和李医生都清楚这场手术的风险，但我们也很清楚，由于下一个夜班的接班医生也是当地人，所以如果此时的我们不闻不问，等待的结局很可能是胎儿死亡。

　　 当地的器械护士不肯上台，我和李医生两个中国人互相打着气上了台——三层口罩、三层手术衣，三层手套，塑料外包转做成的简易“围脖”，还有简陋的防护眼镜，我们把自己裹成了粽子，算是临时做的传染病防护措施。

　　 唯一让我俩算得上些许安慰的是，两个中国医生搭台，确实更了解彼此的手术习惯，手术过程中也能够减少因合作不畅导致的手术意外，从而减少职业暴露的风险。

　　 小心翼翼地切开、缝合、止血，由于手术器械老旧，每一个平时看似熟练、再简单不过的手术操作，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都显得尤其沉重艰难。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我俩如释重负地相视一笑，上台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终于烟消云散，后背早已经被汗水湿透。

　　 8个多月完成了5000多台手术

　　 总有人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危急情况来临时，很多时候，医生的决策直接决定着患者的命运。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永远无法逃避面对死亡，但我们必须从死亡的阴影中坚强的走出来，并尽最大努力把每一个病人从死亡线上尽可能地拉回来。

　　 是的，阿尔及利亚妇产科医院的每一个夜班让我刻骨铭心，而当地患者对我的绝对信任，也让我敢于拼尽全力，放手一搏。

　　 虽然远渡重洋，远离家乡，虽然我们需要面对繁忙而惊险的工作，需要适应清苦而不自由的生活，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我们还是在8个多月承担了阿国年轻医生的临床带教工作，完成了大小手术共5000多台，迎接了超过16000个新生命。

　　 作为一名援外人，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中国医疗队的形象，我想，这是我能给“医疗外交”这道题交出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本文作者罗飞，系中国（湖北）第26批次援阿医疗队巴特拉分队队员，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综合丁香园、医学生谈医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