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房事”烦恼：白居易租房18年骑马上下班

刘松年 《四景山水图卷》 局部

　　在大城市独自打拼要租房，结婚要买房，孩子上学要学区房……房子困扰着不少年轻人。

　　最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要下决心、下力气解决好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发布会上释放的信息，让年轻人有了盼头。

　　其实，房子的烦恼也曾困扰着古代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那些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然

　　房价过山车

　　买房，在汉代还算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东汉时期，汉中算得上是一线城市了，按照《金石萃编》收录的《郑子真宅舍残碑》碑文记载，东汉后期，汉中的房子价格在10000钱到70000钱之间。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当时级别最低的公务员，每年也能领到96斛米，折合9600钱。这么算来，年薪除去正常开销，两三年的收入就可以在一线城市买个小户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贫富差距极大，建康（今南京）比较便宜的房子也要上百万钱，而居民收入“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一个月3000钱都赚不到，想买上百万的房子，实在是太难了。

　　买不起城里房子的陶渊明大呼“不如归去”，在田园间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生活。

　　初唐时期的房价还是很友好的，后来便开始起飞。到了宋朝，算得上是历史最高房价了。《李氏园亭记》曾有记载：“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土地都和金子一样贵，房子更不用说。苏轼的弟弟苏辙当了大半辈子官，却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他曾作诗道“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直到70多岁，苏辙终于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还不是买在一线城市开封，而是在开封南侧的小城许昌。

　　明弘治年间，在南京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600两银子。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

　　钱不够，大家凑。这群公务员决定从牙缝里省，集资团购。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的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谢铎带着手下团购了30多套公家住宅，过上了有房人的生活。

　　租房的烦恼

　　实在买不起房，那就租呗，古时候租房子的名人也不少。

　　唐宋时期，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流动加快，大量的外来人口都跑去大城市里讨生活，还有不少官员异地为官，漂泊在外，租房需求旺盛。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租房的辛酸，都被白居易写在诗里了。身为校书郎，白居易月薪16000钱，却在城郊接合部整整租住了18年。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白居易每天都要骑马上下班。每个月日常花销只花7500钱，剩下的钱攒着买房。

　　29岁中进士，32岁任校书郎，年过50，白居易终于攒够钱在渭南买了一处宅子，地理位置算是长安五环开外了。住这房子上班更远了，所以只能放假回来小住，工作日还是要住在租的房子里。

　　从老家江西来开封上班的“开漂”欧阳修，也是多年的租房客。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jiù)古屋，卑陋杂里间。”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开封当了十几年官，依然买不起房子，只得租住。苏轼也步了父亲的后尘，照样买不起房，就连他的儿子结婚，都是借朋友的房子完婚的。

　　清代最吃香的出租房源是通勤房。不少大臣租住在宣武门附近，曾国藩就是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的房子，为的是上朝方便。

　　因为租房需求旺盛，房产中介诞生了，古时候叫“牙郎”“牙人”“知见人”。《南齐书》中生动地记载了一段崔慰祖和房产中介的对话。

　　中介问：“您这套房想卖多少钱？”崔慰祖答：“45万。”“还能再降降吗？”“45万一口价，不能再少了！”

　　“行吧，45万就45万，回头我找到买家，您跟他说这房46万，多的那1万归我，我挣着了钱，您也不吃亏，您看怎么样？”

　　这讨价还价，与我们跟房产中介谈的时候差不多。

　　《太平广记》中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金陵人叫陈仲躬，他带着不少钱在洛阳城的清化里租了个房子。谁知道，房东突然说：“这房子我不租了，你快搬走吧。”这么短时间，上哪儿找落脚的地方？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房产中介来找陈仲躬，而且已经给他找好了房子，大小、价钱都和原来那间差不多，可见房产中介消息之灵通。

　　住房难题何解

　　住房难题在古代是如何解决的？

　　汉武帝时，便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了，但是主要针对富商大贾和地主豪强，“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

　　唐德宗时的房产税叫“间架税”，就是计算房屋的间数时，以两根横梁为一间。豪宅收2000个铜板一间，普通民房1000个铜板，茅草房500个铜板。

　　除了靠收税来缩小贫富差距，古人也想到了公租房这个办法。北宋时，国家房管局叫做“店宅务”，专门负责公租房的建设、租赁、管理和维修。那时很多官员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会去店宅务那里租房住。

　　宋真宗天禧年间，店宅务在汴梁左右厢兴建了23300间公租房。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公租房增加到26000间，宋神宗时，又增建了14626间公租房。

　　遇上天灾人祸、疾病瘟疫，朝廷还会宽限公租房的交租时间，或者直接减免房租。宣和七年（1125），宋徽宗就曾下令，汴梁的公屋私产租金一律降十分之二，以此缓解民众的租房压力。

　　明代也有类似的公租房。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为了吸引人口入京，实行“廊房”制度。朝廷兴建了800多间房屋，按照不同地段，把租金分为三个档次。房租按季付，实在付不起，还能通过典当物品的方式交租。

　　除了这些官方性质的公租房，古代还有许多租起来很便宜的地方，最受欢迎的就是寺观。香客只要略施香火，就可以入住寺观。白居易进京赶考，在一个叫华阳观的道观里住了两个月，因为那里房租便宜。辛弃疾早年赴金朝中都燕京应试，为了省钱，住的是现在北京的悯忠寺。

　　明清时期，想租便宜的房子，还有一个地方——会馆。会馆是异乡人在客地建的聚会场所，都有客房给旅居在外的同乡住，租金非常便宜。但是硬件可不差，凡是像样的会馆，都有戏台、议事厅。

　　古时也颁布过楼市调控政策。后唐庄宗李存勖颁发过一道赦令：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有类似规定：诸色人等置到田地，并限三个月内修建盖造，须见次第。

　　这两条政策就是为了禁止人们把土地捂在手里，哄抬地价。如果半年或者三个月内，土地上没有建起房子，便允许他人占据。通过禁止捂地来平衡供需，后唐的首都洛阳房价大幅下降。

　　即便身处陋室，也不影响千年前的文豪写出锦绣文章，“惟吾德馨”流芳百世。

　　可见日子是自己的，不是租来的，过好每一天才重要。